从公安局到城管局，级别没降，权力还在，甚至连位置都没怎么挪——还是在五华区，还是那个系统里的人。
有人开始浮想联翩了。
一个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的干部，凭什么这么快就换了个地方“升”上去了？
他背后的能量，来自于谁？
他帮孙小果跑关系、四处求人的时候，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去交换？
这些问题，当时没有人问，也没有人敢问。
2003年，孙贺宇刑满释放了。
五年的牢，她没有白坐。
她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找份工作，不是安顿生活，而是——继续捞儿子。
她已经没有公职了，但她还有个老公。
李桥忠虽然挨了处分，但城管局局长的位置坐得稳稳当当，手里的人脉和关系网，一条都没断。
孙贺宇找到李桥忠：“再想想办法，把儿子弄出来。”
李桥忠点了头。
两口子再次开始了接力赛。
他们要找谁呢？
孙小果的案子，已经走完了常规的法律程序。
死刑改判死缓，死缓转无期，无期再减刑——按部就班，也许要十几年、二十几年才能出来。
他们等不了那么久。
他们要的是“再审”。
2007年，机会来了。
要想启动再审，第一步是先有人愿意接这个案子——立案。
时任云南省高院立案庭庭长的田波，就是这第一个口子。
李桥忠打听到一个消息：田波和自己曾经在同一支部队服役。
战友。
在中国的社会关系网里，“战友”这两个字，分量很重。
它意味着一起出过操、一起扛过枪、一起吃过苦。
很多不好当面说的事情，有了这层关系，就能绕着弯子递过去。
李桥忠辗转托了战友，约田波出来吃饭。
第一次，聊得很投机。
吃完饭，李桥忠塞过去一个信封。
第二次，又吃了一顿饭。
又塞了一个信封。
两次加起来，一共十万块。
钱不多——对于一条命来说，十万块不算多。
但田波收了。
他收了钱，开始为李桥忠出谋划策，教他怎么走程序、找谁签字、绕开哪些麻烦。
后来专案组的人复盘这件事，说过一句话：
“李桥忠这个人，非常懂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他自己的官不大，但他懂一个道理——不需要直接去找最大的那个官。他只需要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认识那个人，那个人又认识另一个人，绕几个弯子，总能绕到能拍板的人面前。那个年代，大家就是吃。一顿一顿地吃过去，吃对了人，再集中火力送点东西，成了。”
李桥忠不满足于只打通田波这一层。
他要把手伸到更高的地方。
那几年，秦光荣正担任云南省省长。
他的秘书，叫袁鹏。
秘书这个位置，微妙得很——级别不一定高，但离权力中心近。
他的一句话，有时候比一个处长、甚至一个厅长都好使。
李桥忠通过一个做生意的人，辗转搭上了袁鹏。
三次东西，据说其中一次是三万块。
袁鹏收下了。
过了几天，袁鹏给时任云南省高院院长赵世杰打了个电话。
电话内容很简单，大意是：有个案子，你帮忙看看呗？
没有命令，没有指示，甚至没有说“帮个忙”三个字。
只是一个电话，点到为止。
但赵世杰懂了。
他找来审判监督庭庭长梁子安，说了一句：“孙小果那个案子，你研究研究。如果能动，就动一动。”
“如果能动，就动一动。”
九个字，轻飘飘的。
但在梁子安耳朵里，这就是通知。
孙小果案的再审，足足折腾了一年。
不是因为有阻力——而是因为有些人不愿意配合。
省高院审委会开了三次会，每次都是吵得不可开交。
很多委员坚持一个朴素的道理：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没有错误。
凭什么改判？
但少数人，把“人情”和“领导的意思”带进了会议室。
领导打了招呼，战友递了条子，收了钱的庭长在前面铺好了路
一层一层的压力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