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去了外省，有的改了名字，有的干脆躲进了山里。
当时写出那篇报道的记者，姓什么我就不说了，这位老兄后来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
他写道——
“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有七八十人漏网了，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得到了证实。我当夜无法入睡，满脑子都是孙小果那帮漏网的兄弟，他们隐匿在何处？也许就在身边。”
“昆明的同学说，那阵子流传着一句话：‘白天是小平管，夜晚小果管。’虽然孙小果已经进去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他的手下还在。我一个外地来昆明的记者，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说不怕那是假的。”
“那天晚上，我住在酒店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了12点，床头的电话忽然铃声大作——真的是大作，在那个安静到诡异的深夜，那声铃响吓得我从床上弹了起来。‘要不要接？’我的手悬在半空中，脑子里飞快地转着，甚至想好了台词——如果对方威胁我，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给做大了’。
“最后还是麻著胆子接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我愣了半天，然后笑了。”
这个记者后来平安无事。
但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那个年代，在昆明，得罪了孙小果，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差不多。
好在，法网虽然漏掉了七八十条鱼，但总算兜住了一条最大的。
孙小果被关进了看守所。
但他进去的时候，脸上没有恐惧，甚至没有愤怒。
他走在铁栅栏后面，脚步从容。
孙小果被关进去了，但他的故事没完。
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身后的那些人——那些本该守护法律的人——正在帮他做什么。
1997年12月9日，昆明还是那个昆明，冬天不太冷。
但这天《云南法制报》头版的一篇文章，让不少人心里凉了半截。
标题写得温情脉脉——《可怜天下父母心——孙小果父母访谈录》。
文章里，孙贺宇——孙小果的母亲，前公安干警——先是义正词严地说了一句：“我儿子的行为，必须绳之以法。
话是这么说，但接下来的内容，味道就变了。
“我们对孩子历来是严加管束、严格要求，”孙贺宇在采访中说，“但现在的社会风气太差了，年轻人阅历浅，加上各种因素影响，光靠家庭教育，确实达不到预期目标。”
记者追问：“有舆论认为，孙小果之所以如此残暴，是因为背后有后台撑腰、有人纵容。你怎么解释？”
孙贺宇的回答干脆利落：“请相信我们有一个起码的觉悟——我们坚决支持有关部门对我儿子的处理。”
话说得漂亮，立场站得稳当。
但二十多年后回头看，这段话被真相一戳就破。
什么叫“社会风气太差”？
什么叫“年轻人阅历浅”？
一个轮奸多名女性、把少女打得变形、在饭店门口往人脸上撒尿的人，到了她嘴里，竟然成了“社会风气的受害者”。
这篇文章是怎么发出来的，今天已经没人能说清楚了。
但有一点很清楚——在孙小果被全社会唾骂的时候，他的母亲没有沉默，她在媒体上打了一场舆论战。
她要在法律之外，为儿子争一条活路。
1998年2月1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庭里坐满了人，有记者，有受害者的家属，也有旁听的市民。
空气凝重。
“被告人孙小果，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侮辱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此前强奸罪所判余刑两年四个月十二天——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旁听席上，有人哭了，有人攥紧拳头，有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宋雪莲没来，张露妹没来，皮静静没来，张莹莹也没来。
她们可能还在某个角落里，用厚厚的衣服把自己裹紧，低着头走在街上，生怕被人认出来——尽管她们的样貌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但孙小果没有接受这个结果。
他的律师当庭表示：上诉。
1999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的判决下来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从“死刑立即执行”到“死缓”，看起来只差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