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北楼或南楼哪个办公室的职员。各科室清点了一遍，都摇头。
后来另一种猜测占了上风：这人是来找人的。极有可能是来找值班室里被打死的余占利和于晓光其中一个的。
保卫科长姜生奎说，按安保规定和以往的情况，那个时间段不会有人不经联系就自己摸上门来。
市局副局长李洪杰不这么看。他说：“从值班室里尸体的位置和姿势来看，余占利和于晓光两个人都没下床就被打死了。十一号尸体死前明显站在屋子中间。如果他真是来找这俩人其中一个的，被找的那个人不至于连床都不下。”
何文轩环视了一圈会场，开了口：“无名尸的问题要尽快搞清楚。两种可能都有，都不能忽视。现在已经过了一整天了，还没人来认尸，这本身就是个大疑点。”
他顿了顿，接着说：“如果这人不是匪徒，春节期间来南山矿，按理说应该是本市或者本矿的人。刚才李局长分析得对，从值班室里‘二于’的位置和姿势来看，十一号尸体不像是主人和客人的关系。那么这具尸体到底是谁？会不会就是罪犯中的一个？还要再议。
工作组郝科长盯着现场照片看了半天，若有所思地说：“当时在二楼调度室趴窗户看的人，有说看见三个人的，有说看见四个人的。说看见三个人的占多数。但我总琢磨，歹徒不应该只有三个，起码得有四个。”
他掰着手指头算：“犯罪分子事先对北楼的情况肯定是摸透了的。北楼经警队那边有四个经警，保卫科这边有六个保卫干部，加上临时请假的沈联军，一共七个。工资款也在西边。当时东西两边几乎是同时动手的。据刘东生说，那女的进来扫射完之后，立刻又有人进来补枪。也就是说，东边至少去了两个。”
“那西边呢？西边是重点，是抢钱的目标，保卫力量也更强。总不会只去了一个人吧？也应该是两个或者更多。如果跑的时候只有三个人，那留下的那个，就可能是被打死了。”
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接过话头：“我同意郝科长的看法，歹徒有四个人以上。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逃走的有几个。刚才何局长说的我也同意——到现在没人来认尸，是个大疑点。”
他补充说：“我们还得进一步确认这具尸体是不是矿上的人。我了解了一下，下班以后，偶尔也会有下面的职工到保卫科来办事，这不新鲜。现在矿上偷窃成风，来保卫科举报的人经常有。一万多号职工，外地来的也不少，过节不回家的也有。单身汉出了事，可能一时半会儿没人注意。”
“这些情况现在没法排除。有必要立刻在全矿范围内调查，到底有没有人失踪。”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对于这伙歹徒的来历，大部分人的意见逐渐统一了——多半是“刀枪炮”干的。
“刀枪炮”，是东北地区对持械流氓团伙的一种叫法。团伙成员大多是三十岁以下的男青年，里头“两劳”释放人员和地痞流氓是主力。
这种团伙刚形成的时候，是为了抱团不受欺负。但慢慢就变了味儿，变成称霸一方、无恶不作。自制火药枪，磨得飞快的长刀，走到哪儿亮到哪儿，耀武扬威。
他们打架伤人，抢劫，什么都干。
有一个“刀枪炮”团伙从东北一路流窜到华北，沿途杀人越货，残害民警，抢枪劫车，成了震惊全国的“公路游击队”。
留在东北的“刀枪炮”，逐渐往黑社会的方向演变。他们钻进农贸市场、集贸市场、水果批发市场、小食品批发市场，明面上拿着政府的执照，干个体经商、批发购销的买卖；
暗地里结成恶势力，强占地盘，欺行霸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挟管理人员，操纵经济活动，非法聚敛大量财物。
有了钱，就开始买车，买枪。进进出出都是车来车往，大哥大、bb机随身带着。不惜花重金从南方黑市购买制式手枪和高级猎枪。敢公开跟公安机关对着干了。
再往下发展，就开始拉拢腐蚀党政干部，尤其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政法干部，给自己找保护伞。
被拉下水的干部，屡见不鲜。他们给犯罪团伙通风报信，甚至变相放走被抓的团伙骨干。
东北的“刀枪炮”，以佳木斯、鸡西等地的团伙最为猖獗。
紧挨着鹤岗的佳木斯，“刀枪炮”势力很强。
有个叫张天超的团伙成员，在郊区市场买菜，拿完东西不给钱。卖菜的农妇多了一句嘴，张天超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把摊床砸了个稀烂。
那个农妇受不了这份屈辱，第二天跳江自杀了。
张天超逼死了人命，跟没事人一样。没过多久，又把另一个女商贩打成了残废，落下一辈子的残疾。
短短两年，郊区市场八百个商贩里头，有七百多个挨过张天超的打骂。
“刀枪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