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孙老汉独生子的衣角。
在满清那会儿，老百姓管这叫“民告官，滚钉板”，去衙门递状子，不管有理没理，先扒了裤子打五十大板。
孙老汉是个本分的泥腿子，大清朝的时候，他连衙门八字开的门槛都不敢看一眼。
但现在是1854年，大汉帝国的天下了。
大汉皇帝黄文在各地推行新政，讲究权力分散。
衙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警察局、地方法院和民选议会。
报纸上天天宣传“依法治国”、“耕者有其田”。
孙老汉信了。
当保定市长刘恩第打着“修筑帝国铁路”的旗号，用每亩两块汉元的白菜价强征他家祖传的十亩水田时，孙老汉的儿子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当场被拆迁队的流氓活活打死。
孙老汉擦干血泪，去警察局报案。
警察局长连门都没让他进，因为局长正是当年跟在刘恩第屁股后面的捕头。
孙老汉又去地方法院击鼓鸣冤。法官穿着黑袍，敲着法槌，满嘴的英美法系和证据确凿，最后以“抗拒帝国基建、寻衅滋事”为由，把孙老汉打了一顿轰了出来。
那个法官，是刘恩第以前的师爷。
孙老汉终于明白了一个让人绝望的道理：大汉的制度是新的，但保定府的官，全是前清那帮换了层皮的老畜生！
他们把持了议会，控制了警察局和法院。
这所谓的权力分散，成了这帮地头蛇互相打掩护分赃的流水线！
走投无路的孙老汉，背着几张发面饼，硬生生磨破了两双草鞋，一路讨饭走到了天津卫。
他把一封写满血字的状纸，死死贴在了帝国巡视组的大门上。
1854年的倒春寒，风里夹着碎冰渣子，没能冻住天津卫码头上的热血，却让保定市长刘恩第的右眼皮，没来由地狂跳了三天。
刘恩第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前清留用的老官僚里，他转型最快。
大汉建国，地方上缺懂政务的熟手，他果断剪了辫子，脱了顶戴花翎，换上笔挺的黑色西装。
靠着金钱开路和宗族恐吓，他成功操控了当地的选举，从满清的“保定知府”，摇身一变成了大汉帝国的“保定市长”。
此刻，他正舒舒服服地靠在书房那把老紫檀太师椅上，手里盘著两颗润得发红的极品狮子头核桃。
“市长，外面街上风声不对。”管家凑到跟前，声音抖得像筛糠；
“听说孙家那老不死的泥腿子，真跑到天津卫把状子递上去了，咱们地窖里那些”
“慌什么？烂泥糊不上墙的东西。”
刘恩第端起汝窑盖碗，慢条斯理地刮了刮茶沫，抿了一口极品雨前龙井。
“大汉现在的规矩，不是以前那种青天大老爷一拍惊堂木就能定罪的时代了，现在讲究英美法系，讲究三权分立。”
刘恩第得意地笑了；“警察局和法院那边，老夫早就打点得滴水不漏，老夫现在是民选市长，强拆死人的事是工程队干的，跟老夫有什么关系？”
核桃在手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刘恩第的眼神透著看透一切的油滑。
“为了适应新朝代，老夫花重金请了香港的洋律棍，老夫收的钱，全是没记号的散碎银两和古董，全挂在你那个傻子小舅子名下，廉政公署那帮刚从政务大学毕业的愣头青，想在法庭上钉死我？做梦。”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那株名贵的腊梅。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顺藤摸瓜查到了老夫头上，那又如何？官场私底下早就摸出了门道，只要查实的数目不超过‘三百万汉元’这条红线，手里没有受贿的铁证，法官顶多给老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刘恩第笑出了声：“这个罪名好啊！最多就是免了老夫的职，没收点浮财，罢官回乡，老夫照样是家财万贯的富贵闲人。这大汉的朝廷，终究还是太嫩，不懂咱们这官场‘刑不上大夫’的变通之法。”
他自以为摸透了帝国的底线，把这套现代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轰——！”
一声沉闷而暴烈的巨响。
五进大宅那扇包著铜钉厚达三寸的朱漆大门，被一股摧枯拉朽的纯粹暴力，连门框带门槛一起踹飞进了院子！
沉重的木门砸在院中央的太湖石假山上，碎石与木屑四下崩飞。
刘恩第猛地哆嗦了一下，手里的狮子头核桃“啪嗒”掉在青砖地上，骨碌碌滚进了烂泥里。
院子里，瞬间涌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深黑色。
没有地方法院的法警，也没有拿着传票的廉政公署调查员。
整整两百名穿着深黑色呢子制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