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夜里，他遇到了一队难民。河北某村被日寇烧了，幸存者拖家带口往南逃。十几个人，有老人有孩子，推着独轮车，车上堆着从废墟里抢出来的被褥和锅碗。张果子混进人群里，帮一个老大娘推车，帮一个抱孩子的妇女抱孩子。老大娘塞给他半块杂粮饼。“孩子，你家人呢？”他沉默了一会儿。“没了。”老大娘叹了口气，没再问。
他跟这队难民一起走了三天。三天里帮忙推车、抱孩子、打水、捡柴，把自己带的干粮分给老人和孩子。三天后分道扬镳的时候，他从次元空间里取出几块银元，悄悄塞进老大娘的包袱里。老大娘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走远了。
第八天夜里，他遇到了一座日寇炮楼。炮楼建在官道旁边，周围是开阔地，绕行需要多走两天。他选择夜间通过——缩骨功把身体缩小一圈，从铁丝网最窄的缝隙里无声钻过去，轻功无声掠过开阔地，在探照灯扫过的间隙中从一个弹坑跃到另一个弹坑，从一丛枯草后掠到另一丛枯草后。最接近炮楼的时候离墙根只有不到三步远，能听到里面日寇的打牌声和狂笑声，闻到里面飘出来的烟味和酒味。他克制住动手的冲动，无声通过。过了炮楼加快脚步，一夜疾行六十里。天亮的时候蹲在一条干涸的河沟里，从空间里取出干粮和水，默默啃着窝头。十一岁的少年，蹲在荒无人烟的河沟里，望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身后是河北，身前是山东。
第十二天，他进入了山东地界。路边的口音开始变了——河北话尾音往下沉，山东话尾音往上挑，像一只只小钩子把平平淡淡的一句话钩出抑扬顿挫的调子来。庄稼的长势也不一样，河北的麦子是冬小麦，刚冒出头就被霜打了，蔫蔫的；山东的麦子也是冬小麦，但长得更壮实，绿油油的，在冬天的阳光下泛着光。
路边的小镇有一座茶馆。他走进去要了一碗茶，坐在角落里边喝边听。茶馆里坐着几个庄稼人，抽着旱烟聊着天，说的是山东话。
“听说了没有？济南府那个宏巨染厂，陈六子的买卖，日本人眼红得很。”“眼红有什么用？陈六子是什么人？当年在周村起家，一匹布一匹布卖出来的，日本人想抢他的厂子，哪有那么容易。”“听说日本人派了个叫什么山田的顾问，天天坐在染厂里，跟尊佛似的。”“顾问？那是监视！陈六子天天得伺候着那尊佛，稍有不顺心，日本人就拿军管说事。”
张果子端着茶碗慢慢喝着。陈六子，陈寿亭。方景林给他的接头人，宏巨染厂的老板，在四九城有过一面之缘的故人。两年多前陈寿亭来四九城谈生意，被几个汉奸地痞勒索，他暗中出手解了围。陈六子请他喝了一碗酒，说“以后到济南来找我，有我一口吃的，分你半口”。现在他真的来了。
他把茶钱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出了茶馆。
又走了三天，济南城的城墙出现在地平线上。城墙比四九城的低矮，灰扑扑的，城楼上插着膏药旗。城门贴着通缉令——不是无影，是山东本地的抗日分子。照片上的人脸被雨水淋得模糊了，只剩下“悬赏大洋五百”几个字还清晰。城门口有日寇岗哨，盘查每一个进城的人。
张果子整了整衣襟。褡裢搭在肩上，面黄肌瘦，十一岁的乡下少年，低头混入进城的人流。岗哨的日寇士兵看了他一眼，没拦。他走进了济南城。
满城膏药旗。街头的招牌上写着日语——某某株式会社、某某洋行、某某料理店。日寇巡逻队三人一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咔咔作响。但济南人的眼神跟四九城的人一样——隐忍，不屈，在暗处燃烧着怒火。一个拉洋车的车夫从日寇巡逻队身边经过，低着头哈着腰，但他的眼睛在日寇走过去之后抬起来，那里面烧着一团火。一个卖烧饼的老太太把烧饼递给顾客，笑着收钱，但她的笑容收起来之后嘴角抿成一条线。
张果子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四九城是他杀鬼子的第一个战场，济南是第二个。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眼神。他在南关大街找到了祁记杂货铺——门脸只有一丈宽，门口摆着几个柳条筐，筐里装着红糖、白糖、干枣、核桃。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祁记杂货铺”，油漆已经斑驳了。他走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花白头发，脸上全是皱纹，正低着头打算盘。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
“来二斤红糖。”
老头拨算盘的手停住了。他抬起头看着张果子——十一岁的少年，面黄肌瘦，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棉袄棉裤，肩上搭着个褡裢，一看就是从河北逃难来的乡下孩子。但他的眼睛不是乡下孩子的眼睛。“红糖卖完了，有白糖要不要。”老头的声音沙哑，尾音微微发颤。
暗号对上了。
老头站起来走到门口左右看了看，把门板装上一半，掀开柜台后面的一道布帘。“进来。”里屋是一间小仓库，堆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干货，墙角放着一张床板，床板上铺着薄薄的被褥。老头把布帘放下，转过身来看着他，眼眶忽然就红了。
“你是……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