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朝阳愣住了。“假的？”
“假的。他供出两个假地址，让特高课去查。查得越久，咱们转移的时间就越充裕。”中年人的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了，“他是在拿自己的命给咱们争取时间。”
院子里安静了很久。夜风从墙头灌进来，把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光秃秃的枝杈吹得沙沙响。郑朝阳开口了，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木板里。“等胜利了，给老吴立块碑。”
“立。”中年人说，“立最大的。”
郑朝阳转过身，推开小门走出来，沿着夹道往回走。张果子趴在屋顶上，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进黑暗里，脊背还是那么直。他没有再跟上去。从屋顶无声地翻下来，沿着铺陈市胡同走回悦来小馆，从后门钻进去，躺到杂物间的小床上。
老吴。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被抓进去之后供出了两个假地址，一个是日寇的仓库，一个是自己小舅子的杂货铺。他在用命给同志们争取时间。张果子把手臂压在眼睛上，挡住从窗户漏进来的月光。上辈子他在抗战纪念馆里见过一面墙，墙上刻着抗战期间北平地下党牺牲者的名单，密密麻麻，几百个名字。老吴的名字也许就在那面墙上，也许不在——很多牺牲者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他翻了个身，裹紧毛毯。隔壁传来徐慧真细细的呼吸声和大黄咕噜咕噜的打呼噜声。老槐树的枝杈在夜风里轻轻刮着房檐。远处，日寇夜巡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他听着这些声音，很久没有睡着。
第二天傍晚，郑朝阳又来了。还是角落那个位置，还是一碗高粱酒，还是背靠墙、面朝门。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异样，喝酒的节奏跟平时一模一样，眼睛看着门口，目光像一把梳子，把每一个进出的人从头发梢篦到脚后跟。
张果子端着托盘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把一碗高粱酒放在他面前。郑朝阳没有看他。他也没有看郑朝阳。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个空间里各自运行。
但张果子在收走空碗的时候，碗底压着一张纸条。纸条是方景林通过郑朝阳传递的第一份情报——不是给张果子的，是给另一个地下党员的，被张果子的感知捕捉到了。纸条上只有一行字：“老吴已牺牲。刑讯时未供出任何真实情报。”
他把空碗端回厨房，拧开水龙头哗哗地冲。水声盖住了他深吸一口气的声音。老吴牺牲了。供出的两个假地址被特高课识破了，还是没扛住刑讯？纸条上没说。但不管怎样，他至死没有供出任何真实情报。他把碗擦干码进碗柜，靠在灶台边闭上眼睛。老吴的样子他不知道，老吴的真名叫什么他也不知道，但他会记住这个人。
接下来的一个月，郑朝阳每周来悦来小馆两到三次，每次坐在角落，一碗酒喝半个时辰。他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跟那个灰衫中年人一起来，有时候跟不同的人——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一个拎着菜篮子的妇女，一个戴眼镜的教书先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每个人走进来的时候，心跳和呼吸都带着同一种节奏。不是紧张，是一种长期走在刀尖上的人特有的从容。
张果子没有接触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只是观察，记录，把每一个人的面孔、习惯、活动规律记在脑子里。他的次元空间里攒了一沓用木炭条写在废报纸边上的记录——郑朝阳，每周二、四、六傍晚来，一碗酒半个时辰。灰衫中年人，姓方（方景林），每两周来一次，戴礼帽，帽檐压低。学生装年轻人，每周三傍晚来，背一个书包，书包里装的是《世界日报》。妇女姓刘，拎菜篮子，篮子里装的是情报——情报用油纸包好压在青菜底下。
他把这些记录整理成册，用从报馆捡来的废纸订成一个小本子，封面上一个字都没写。这些人在刀尖上走路，他也在刀尖上走路。他们不知道他的存在，但他知道他们的存在。总有一天，这些信息会派上用场。
一个下雨的傍晚，郑朝阳来得比平时晚。天已经黑透了，酒馆里只剩下他一个客人。他坐在角落里慢慢喝着碗里的酒，眼睛没有看门口——今天没有人会来了。
张果子把洗好的碗码进碗柜，解下围裙搭在灶台上。酒馆里很安静，只有雨点打在屋顶瓦片上的声音和灶台上锅里咕嘟咕嘟的煮粥声。徐慧真抱着大黄蹲在厨房门槛上，眼皮打架，快要睡着了。
郑朝阳忽然开口了。“小兄弟。”
张果子转过身。郑朝阳没有看他，眼睛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街景。“你每天晚上蹲在屋顶上，不冷吗？”
张果子的心跳漏了一拍，脸上的表情纹丝不动。“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郑朝阳笑了一下。不是那种“我识破你了”的笑，是一种很淡的、带着一丝苦涩的笑。“我干这行快十年了。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你这样的——我见过。你不是十来岁，你至少经历过足够多的东西，多到让你的眼睛不像一个孩子的眼睛。”他把酒碗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