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能接触郑朝阳。一个酒馆跑堂没有任何理由去接近一个旧警察。但可以观察。观察他跟谁接头，用什么方式接头，接头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信息在未来的某一天会用得上。
接下来的半个月，郑朝阳来了五次。每隔两三天一次，每次都是傍晚时分，每次都是角落那个位置，每次都是一碗高粱酒喝半个时辰。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交谈过，从来没有多看过任何人一眼，从来没有在酒馆里多待过哪怕一盏茶的工夫。但张果子注意到，他每次来的时候，酒馆里的客人构成都不一样。他在测试——不同的人流量，不同的客人类型，不同的时间段，这家酒馆的“安全基线”在哪里。
第五次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
那天傍晚下着小雨，铺陈市胡同的石板路上湿漉漉的，路灯的光晕在雨丝里化成一团团模糊的黄。郑朝阳走进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中年人戴着礼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们在角落那张桌子坐下来，一人一碗高粱酒。
张果子的感知集中到他们身上。他没有用耳朵去听——在酒馆里，一个跑堂竖起耳朵听客人说话是最愚蠢的行为。他用的是感知，捕捉他们声带的振动、气流的波动、嘴唇的开合，把这些信息在脑海里还原成语言。
“老郑，最近风声紧。”中年人的声音压得极低，嘴唇几乎不动，“特高课从东北调来了一批人，专门对付城里的抗日分子。昨天西城一个联络点被端了，三个同志被捕。”
郑朝阳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哪三个人？”
“老吴、小刘，还有印刷厂的老孙。老吴在审讯的时候没扛住，供出了两个地址。”
“哪两个？”
“南城的一个仓库，还有——”中年人的声音压得更低了，“还有你们警察局对面那间杂货铺。”
郑朝阳的手指停住了。警察局对面那间杂货铺，是红党在四九城最重要的情报中转站之一。方景林——红党四九城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每周至少去那里两次。如果那个点被端了，方景林暴露的风险极大。
“老吴还知道什么？”
“他只知道这两个地址。别的他不知道。但特高课的人不会只问这两个地址，他们会一直审，审到老吴把知道的都吐出来为止。”
郑朝阳沉默了一会儿。“老吴的家人在哪？”
“老家。河北。”
“安排转移。特高课的人会去抓他的家人来逼他开口。”他把酒碗端起来抿了一口，“杂货铺那边，今晚就撤。所有资料烧掉，人员转移。方景林同志那里，我去通知。”
中年人点了点头，端起酒碗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放下铜板，压了压帽檐，站起来走出了酒馆。从头到尾，他的脸都没有露出来过。
郑朝阳继续坐在角落里，慢慢喝着碗里的酒。他的眼睛还是盯着门口，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不是无意识的敲击，是有节奏的，像在打什么暗号。张果子把感知收回来，低着头继续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碗筷在他手里碰撞出细碎的声响。杂货铺，方景林，特高课，老吴。他把这些信息存在脑子里，像存在次元空间里一样，分门别类，整整齐齐。不急。这些信息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郑朝阳喝完那碗酒，站起来付了钱，走出酒馆。雨已经停了，铺陈市胡同的石板路上积着浅浅的水洼，映着路灯黄黄的光。他沿着胡同往北走，步子不快不慢，脊背挺得笔直。张果子从后门无声地钻出去，翻上屋顶，隔着大约十五丈的距离缀在他身后。
郑朝阳走到胡同口，没有左转也没有右转。他径直穿过前门大街，走进对面的茶叶胡同。茶叶胡同比铺陈市胡同窄得多，两侧是高墙，没有路灯，黑漆漆的。他的脚步没有犹豫，像一个完全不需要光线就能认路的人。走过茶叶胡同，左转，走进一条更窄的夹道。夹道尽头是一扇不起眼的小门。他在门前停下来，左右看了一眼，然后抬手敲了三下——两短一长。门开了一条缝，他闪身进去，门关上了。
张果子蹲在夹道对面的屋顶上，把感知集中到门后面。门后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站着一个人——那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两个人站在院子里低声说话。
“杂货铺撤了吗？”
“撤了。老方已经转移了。”
“老吴那边呢？”
“他的家人明天一早就出城。”
郑朝阳沉默了一会儿。“老吴扛不住的。特高课的手段我知道，铁打的人也扛不过三天。”
中年人的声音有些发涩。“老吴是条汉子。他被抓之前，把自己知道的联络点全烧了。他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