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年三十五，工龄十三年，职称是机械工程师。十三年来修过德国进口的铣床、日本淘汰的冲床、苏联援建的轧机，没有一台机器能难倒他。同事们都说老张的手有魔力，摸一摸机器就知道毛病在哪儿。张富春听了只是笑笑，心里清楚，这哪是什么魔力，不过是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加上自己肯钻罢了。
今天是周末，他本来打算在家补觉，却被老娘一个电话轰起来——相亲。到了地方才知道，女方根本没来。张富春倒也不恼，三十好几的人了，早就习惯了。他从公园出来，鬼使神差地拐进了路边的抗战纪念馆。
展柜里的三八大盖锈迹斑斑，枪托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张富春盯着那划痕看，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把枪，当年是不是也沾过中国人的血？
他顺着展柜往前走。生锈的军刀、褪色的军装、泛黄的照片、模糊的阵亡通知书……每一样东西都像一把钝刀子，在他心上来回锯。走到最后一面墙前，他站住了。
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片废墟。废墟中躺着七八具尸体，有大人，有孩子。照片下方有一行小字：“1937年7月，日军屠杀河北某村村民，全村一百二十余口，仅数人幸存。”
张富春盯着那行字，眼眶忽然就热了。
他爷爷是1937年生人，老家在河北。小时候爷爷给他讲过一个故事——太爷爷太奶奶就是那一年死的，死在日寇的刺刀底下。爷爷从不细说，每次提起就沉默，沉默完了就去院子里劈柴，劈得满院子都是木屑。
张富春在照片前站了很久，久到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过来提醒他要闭馆了。他回过神来，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墙。
就是这一眼。
天空中忽然炸开一道紫金色的光，撕裂了屋顶，撕裂了墙壁，撕裂了纪念馆里所有展柜的玻璃。张富春还没反应过来，那道光已经劈头盖脸砸了下来。
他最后看见的画面，是那张废墟中的照片。照片里的尸体动了动，像要活过来。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再醒来的时候，张富春闻到了血的味道。
不是医院里那种消毒水混着酒精的味道，而是浓烈的、新鲜的、铁锈一般的血腥味。这股味道从他的鼻腔灌进去，从喉咙灌进去，从每一个毛孔灌进去，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泡在了血里。
他想抬手，发现自己动不了。不是被绑住了，而是身体完全不听使唤——胳膊太短了，腿太短了，整个人像被塞进了一个缩小的壳子里。
一股陌生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入他的脑海。
他不是张富春了。
他现在叫张果子，七岁，河北张家坳人。父亲张大山，母亲刘翠花，姐姐张果花，十五岁。张家坳是个小村子，百来口人，种地为生。
三天前，日寇来了。
那些记忆不是他的，但清晰得像刻在骨头里。他记得父亲被刺刀捅穿胸膛的样子，记得母亲扑在父亲身上被一枪托砸倒，记得姐姐捂着他的嘴躲进地窖，记得头顶的木板缝里渗下来的血一滴一滴落在他脸上。
他记得日寇的狂笑声、村民的惨叫声、房屋燃烧的噼啪声。
他记得一切。
张果子（不，是张富春）睁开眼睛。头顶是一片破碎的木板，阳光从缝隙里刺进来，刺得他眼睛发疼。他动了一下，这次能动了。他挣扎着从废墟里爬出来。
张家坳已经不存在了。
烧焦的房梁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空气中弥漫着焦臭和另一种更可怕的味道。院子里躺着几具尸体——他的父亲张大山，胸口一个大洞，血已经干了；他的母亲刘翠花，半边脸被打烂，手里还攥着一把菜刀；隔壁的王婶、对门的李大爷、村头的老张家……百来口人的村子，只剩下一地尸体和烧成黑炭的房屋。
张果子跪在父母身边，没有哭。
他脑子里乱成一锅粥，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已经死过一次了，老天爷（或者是那道雷）给了他第二次机会。他不能让这第二次机会白费。
“果子……”
声音从地底下传来，闷闷的，带着哭腔。
张果子猛地回头，扑到地窖的盖板前，用尽全身力气把木板掀开。地窖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角落，满脸是泪，浑身发抖。
张果花。
姐姐。
张果花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嚎啕大哭。她从地窖里爬出来，抱住张果子，抱得紧紧的，好像一松手他就会消失。张果子任她抱着，感觉到她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自己脖子上，烫烫的。
“姐。”他开口，声音沙哑，是七岁孩子的声音，“别哭了。得把爹娘埋了。”
张果花哭得更凶了，但最终还是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