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随身空间里，藏着一笔足以让这个年代绝大多数人眼红到发疯的财富：一口沉甸甸的樟木箱子，里面码放着整整齐齐的大黄鱼、小黄鱼，金光闪闪，晃得人眼睛发花；一沓沓用牛皮筋捆好的现金，足足三万多块，在这个人均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块的年代，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还有厚厚一摞各式各样的票据，粮票、布票、油票、工业券，甚至还有罕见的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每一张都是能当钱花的硬通货。
这些东西，全是真金白银的好东西，是他穿越过来后，靠着先知先觉和小心谨慎一点点攒下的家底，是他想让自己、让何雨水、让聋老太太过上好日子的底气。可偏偏，这些东西他不敢拿出来花，连动都不敢轻易动，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在空间里安安静静地躺着，干瞪眼。
不是他傻，是他太清楚这个年代的规矩和凶险。
这年头，对钱、对物资的管控严到了骨子里，严到了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每一分钱的来龙去脉都被盯得死死的。工人的工资是定死的，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拿多少钱清清楚楚；干部的工资也是定死的，科级、处级，分毫不能差。他何雨柱是什么身份？就是轧钢厂食堂的一个厨子，顶了天算个食堂班长，每月工资四十二块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是整个四合院、整个街道、整个轧钢厂都人尽皆知的事。
就这么一个普通厨子，突然之间大手大脚，拿出几百块、上千块来花钱，买木料、买砖瓦、装玻璃窗、铺水泥地，甚至给妹妹买新衣服、新文具，给聋老太太送精米白面、大鱼大肉，别人能不怀疑？能不往心里去？
街道办的大妈、派出所的民警，随便哪个人过来，板着脸问一句：“何雨柱，你这钱是哪来的？你一个月二十九块五的工资，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他该怎么回答？
说捡的？谁信啊！这年头路不拾遗，就算捡着钱也得交公，敢私藏就是作风问题，就是投机倒把的苗头。
说黑市赚的？那更是找死！投机倒把是重罪，是要被游街批斗的，轻则剃阴阳头、挂牌子游街，重则直接蹲大牢，情节恶劣的，吃枪子儿都不是不可能。
说祖传的？那更不行，祖传的金银细软在这个年代属于“四旧”，一旦被发现，直接没收，人还要被定性为封建残余，这辈子都抬不起头。
何雨柱上辈子当了一辈子工人，在底层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太清楚这个年代的人心险恶和制度严苛。易中海、贾张氏、阎埠贵，四合院那一群人，哪个不是眼睛盯着他，就盼着他出点事、落个把柄，好趁机踩他一脚？尤其是易中海，一门心思把他当养老工具，见不得他过得好，见不得他手里有硬货；贾张氏更是个滚刀肉，贪得无厌，只要抓住一点苗头，能闹得他鸡犬不宁；阎埠贵则是个算破天，一丁点便宜都要占，一丁点风吹草动都要琢磨着举报换点好处。
所以，他有金条不敢换，有钱不敢花，有票不敢用，活生生被这笔巨额财富困住了手脚。
可他是真的想修房子。
他和何雨水住的那间老屋，实在是没法看了。土坯墙早就被雨水泡得松软，墙皮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坑坑洼洼的黄土，风一吹，墙皮簌簌往下掉，屋里常年飘着一股土腥味；窗户还是最老式的木框窗，糊着一层又一层的窗户纸，冬天北风一吹，窗户纸呼呼作响，冷风顺着缝隙往屋里灌，屋里跟冰窖似的，何雨水小小年纪，手脚年年生冻疮；夏天更是遭罪，暴雨一下，屋顶漏雨，屋里摆得全是盆盆罐罐，接雨水的声音滴滴答答响一夜，根本没法睡觉，地面更是泥泞不堪，踩一脚全是泥。
他想把木窗换成结实的玻璃窗，透亮又挡风；想把坑坑洼洼的泥土地铺上平整的水泥地，干净又好打扫；想在屋里搭一个正经的灶台，不再用那个破破烂烂的土灶，做饭又快又干净；想隔出一个简易的洗澡间，装个简单的淋浴，不用再像现在这样，洗澡得端着大盆子去院里，上厕所还要跑百米外的公厕，冬天冻得瑟瑟发抖，夏天臭得恶心。
这些想法，每一个都很实在，每一个都是想让妹妹和自己过得舒服点，可每一样都得花钱，而且不是三块五块的小钱，是实打实的大价钱。
他也想过一点点修，慢慢来，今天换一块玻璃，明天补一面墙，后天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