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长听着，没有打断。
“按照这个判断，”陆泽笑了笑，“我似乎应该赞成你们国内主张继续改革的那一派。”
“不过，那一派有些人的观点，我同样不赞成。”
“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所以应该尽快向美国靠拢。美国有成熟的资本市场，金融产品丰富，资本流动自由，中国将来也应该发展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目标本身就值得讨论。”
财政部长放下汤勺。
“陆先生，你自己就是从纽约来的。”
“是。所以美国金融体系的优点和问题，我都有一些亲身体会。”
陆泽接着谈起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美国的金融体系确实有很高的效率。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各类风险能够通过金融工具拆分、转移和重新定价。过去三十年，这套体系帮助美国巩固了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企业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融资。”
“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和财富，也支持了其他行业的扩张。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
“但它也积累了大量风险。今年的危机，就是这些风险集中暴露的结果。”
“我不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发展方向完全错了。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收益也超过了成本。现在出了问题，需要研究的是哪些制度没有跟上，而不是把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全部否定。”
“而且我自己也通过这套金融体系赚了钱。”陆泽笑道，“现在做的交易，恰好是在那些风险集中暴露的时候获利。所以我对它的优点和问题，都有比较直接的认识。”
财政部长对他的交易自然不陌生。
从贝尔斯登到雷曼，再到最近几家大型银行的资本安排，远星资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陆泽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评价，并不只是来自研究报告。
周行长问：“所以你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以美国的金融制度为目标？”
“至少没有必要照搬。”
陆泽解释道：
“金融体系应该怎样发展，需要考虑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经济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居民储蓄有多少，企业主要通过什么渠道融资，资本怎么流动，以及现有的法律和监管制度能支持哪些金融活动，这些都会影响金融制度的选择。”
“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在它自己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下发展起来的，适合美国的安排，不一定适合中国。”
“同样，中国现在这套金融制度也有它的合理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国家提供一定程度的隐性担保，对资本账户和汇率实行管理。这些安排在此次危机中发挥了保护作用，使中国银行体系避免了美国那种大规模的直接损失。”
“不过，这些安排也有成本。具体情况，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当然有成本。”周行长说，“我们这些年推进改革，本来就是希望逐步解决现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只是改革也会产生新的风险，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比如资本账户。中国目前实际上是在三个政策目标之间进行取舍。”
“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
“对。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不可能同时完全实现。中国目前保留资本流动管制，就是为了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让货币政策有一定的自主性。”
周行长接着说道：
“这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作出的选择。中国有大量出口企业，人民币汇率如果短时间内大幅波动，企业很难适应。货币政策也必须考虑国内的就业、投资和经济增长，不能完全跟着美国的利率走。”
“但资本账户也不能永远维持现在的管理方式。资本市场要发展，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要提高，长期来看，资本流动的限制还是需要逐步减少。”
“问题是开放到什么程度，以及应该以什么速度开放。”
“这里面就涉及现有制度的成本。”陆泽说，“首先是资金定价。”
“如果利率不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资金配置就会受到影响。哪些企业能够得到贷款，融资成本是多少，并不完全取决于项目本身的风险和收益。”
“结果可能是一些回报率很低的项目持续获得大量融资，而经营状况不错、投资效率更高的企业却拿不到足够的资金。这类损失很难直接计算，因为很多没有得到融资的投资项目，根本不会出现在统计数据里。”
周行长听完，谈起了国内的情况。
“这也是我们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原因。不过，中国的融资问题还要复杂一些。”
“目前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直接融资发展得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