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分条件是为了保护纳税人。"潘迪特说，"那我们可以谈。但有一部分，是为了让电视机前的人看到我们在流血。"
"那部分也会过去。"戴蒙显得很淡定。
“但这次我们捅的篓子的确有一点点大。”布兰克费恩摊了摊手，带着点玩笑的意味。
“这次高盛从AIG那拿了不少钱吧。”陆泽看了一眼布兰克费恩。“纳税人可不会管你对不对冲。”
于是大家开始讨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危机之后，政府会怎么“惩罚”他们这些金融机构，会怎么收紧监管政策。
接下来大约十几分钟，桌上的人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倒是没有表露出太多的担忧，像是在讨论一个已经反复验证过的模型。
麦克提起了一九九八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之后，所有人都在喊要监管衍生品，最后的结果是二〇〇〇年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把场外衍生品整个豁免在了监管之外。
阿克曼提起了安然之后的萨班斯法案，喊得震天动地，最后主要落在了会计和内控上。
戴蒙说得最直接。他的逻辑很简单：信贷体系就是这些银行。华盛顿可以骂他们，可以罚款，可以限薪，但不能真把他们搞残。搞残了，谁给企业放贷，谁承销国债，谁来维持这套管道运转？
"他们需要我们。"他说，"这一点不会因为一场选举改变。"
还有人说得更细。国会议员不懂衍生品，不懂资本充足率，不懂巴塞尔协议里那些风险权重。
真到了立法那一步，国会能写出来的只是原则，具体的规则还是要交给监管机构去制定，而监管机构里有一半人是他们的前同事，另一半在等着将来去他们那里工作。
"他们会通过一部一千页的法案，"有人说，"然后把细则留给我们去一条一条地谈。"
也有人提到伦敦和香港。如果纽约管得太严，业务就会流走，任何一个想保住金融中心地位的政府都要考虑这一点。
陆泽听着这些话，没有反驳。
的确不会有国有化，也不会有拆分。明年夏天，高盛和摩根大通会把政府的钱还回去，为的就是摆脱薪酬限制；年底，华尔街的奖金就会回到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AIG奖金风波闹得最凶的时候，众议院通过了惩罚性的税收法案，后来在参议院不了了之。真正的金融改革法案要到二〇一〇年夏天才签署，大量细则在之后好几年里饱经挫折的一点点磨，全面落地的时候政治气候可能又变了。
这张桌子上的人的某种傲慢甚至是合理的。而陆泽手里有高盛、大摩和花旗的权益，远星和远日点本身也是华尔街的一部分，他和他们站在同一边。
布兰克费恩是唯一一个提醒大家不要太乐观的人。
"不过这一次和九八年不一样。"
他说，"那一次倒下的是一家对冲基金，这一次倒下的是贝尔斯登、雷曼、美林和AIG。四百万个家庭的退休账户缩水了，这不是一个会在十八个月里被忘掉的故事。不管下个月谁赢，新政府都需要给选民一个交代。"
阿克曼顺着这个话头，提到了国际金融协会可以做的事。与其等各国政府分别强加一套规则，不如由行业主动提出一份自律框架，在资本标准、薪酬结构、衍生品透明度这些问题上先拿出方案，抢在立法之前占住讨论的位置。
达拉拉在这时候重新活跃起来。这本来就是他的专长，他把阿克曼的提议拆成了几个具体的方向，问在座各位愿不愿意让自己的团队参与起草。
讨论快要收尾时，陆泽简要谈了谈。
"我同意劳埃德的看法，这一次没那么容易过去。"他说，"不过我担心的倒不是华盛顿敢不敢动银行。"
桌上的人都看向他。
"敢不敢，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如果有人认真计算后果，他们确实不会真的把这套系统砸坏，在这一点上我和杰米的判断一样。"
陆泽摇了摇头，"可是政客不一定按照这个逻辑行动。他们是按照选票行动的。一个在民调里需要找到敌人的政客，会做一件在专业上完全错误、但在政治上非常划算的事，而且他可能根本不会算到六个月以后。"
他停了一下。
"上周我们就看到过一次。为了打一场选战，有人差点把唯一有效的救市方案也一起否决掉了。"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那场政治大戏。。
麦凯恩在宾夕法尼亚说出"直接注资"之后，那几天它被两党一起打成了毒药，直到英国人率先动手、巴菲特都上了电视，风向才勉强转回来。
如果没有伦敦，如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