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古代兵家服务于诸侯阶级，就否定其总结的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就把整个军事思想体系归为唯心主义。就像古代的火药、指南针，发明于封建社会，服务于封建王朝，但我们不能说它们是唯心主义的发明。方法规律是客观的，运用方法的主体有阶级性，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英雄史观是整个古代社会的普遍历史观局限，不是兵家独有的思想本质。先秦所有思想流派，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无一例外都持英雄史观，都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如果按照反方的逻辑，所有古代思想都是唯心主义，都没有任何融通价值，这本身就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准则。”
“最后，反方将兵阴阳家等同于兵家核心，完全违背了学术史实。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大类，其中兵权谋家是核心主流，《孙子兵法》《吴子兵法》都属于兵权谋，核心是战略战术，反对鬼神迷信；兵阴阳只是旁支，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反方拿旁支流派定义整个兵家，是典型的以偏概全。辩驳完毕。”
温知予的驳论有力回击了反方的全盘否定，厘清了方法客观性与阶级应用性的边界，纠正了将时代普遍局限归为思想本质的偏颇。但她依旧无法回避核心问题：英雄史观虽为时代普遍局限，却也是兵家思想体系的原生核心构成，并非可以随意剥离的外在附加；方法论的客观性也无法抵消价值论的阶级偏向，体系融通必然涉及价值立场的统一，绝非单纯的工具借鉴。她始终在弱化唯心成分、放大合理价值，依旧没有跳出片面包容的思维框架。
随即轮到顾聿川驳论，他的攻防锋利紧凑，紧扣历史观的核心地位与体系融通的本质要求，层层拆解正方的包容误区，不留任何模糊折中空间。
“首先纠正正方的核心谬误：判定一种思想体系的哲学属性，依据的是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与价值论，而非零散的经验方法。历史观是思想体系的哲学根基，方法论服务于历史观与价值论。兵家的英雄史观决定了它的整个体系都是围绕将帅如何驭民作战、君主如何争霸取胜展开，民众是工具，战争是手段，争霸是目的，方法论是服务于唯心历史观与功利价值论的工具。工具的客观性，不代表整个体系的唯物性。”
“其次，时代普遍局限，不代表不是思想本质。古代所有思想流派都有阶级局限性，不代表我们就要模糊其唯心本质、美化其阶级缺陷。批判继承，就是要承认其本质局限，剥离其糟粕成分，提取其合理工具，而不是把它美化成唯物主义体系，强行谈体系融通。体系融通要求本体论、历史观、价值论、方法论全方位契合，兵家在历史观与价值论上根本对立，就不存在体系融通的可能，只能谈工具借鉴。”
“最后，正方混淆了‘工具借鉴’与‘体系融通’的边界。我们从来不否认兵家有值得借鉴的战术经验与辩证智慧，但这是对具体工具的剥离式继承，不是对整个思想体系的融通。正方非要把工具借鉴拔高成体系融通，本质是为了文化传承而模糊阶级立场、弱化唯心本质，陷入了文化复古主义的误区。辩驳完毕。”
两轮驳论结束，会场的思辨氛围愈发浓烈。双方的论点各有理论支撑，各有史实依据，却指向完全相反的定性结论，恰恰印证了兵家思想的复杂性与争议性。在场不少学者微微蹙眉，陷入沉思，他们深耕军事哲学研究多年，也始终在两种定性之间摇摆，无法给出圆满的辩证答案。
主持人即刻开启二十分钟自由学术攻防环节：“自由对辩环节开启，计时二十分钟，双方自主攻防。”
温知予率先发难，从最核心的战争物质基础论切入，夯实正方的唯物根基。
“反方始终绕开战争观的物质基础不谈。兵家‘五事七计’综合考量政治、经济、地理、军事、制度等客观物质条件决定战争胜负，这难道不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朴素表达？难道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战争观才叫唯物，古代朴素军事唯物论就不算唯物主义阵营？”
顾聿川应答迅速，逻辑闭环严密：“考量物质条件，不等于唯物主义战争观。关键看战争的主体是谁、战争的目的为了谁。兵家考量物质条件，是为了帮君主打赢争霸战争，物质条件是君主实现主观意志的工具，不是人民利益的载体。就像封建帝王也会重视农桑、积蓄粮草，目的是维护皇权统治，我们不能因此说帝王的治国思想是唯物主义。工具层面的务实，不改变价值层面的唯心本质。”
“反方的逻辑过于僵化。”温知予稳步接续，“按照这个逻辑，只要不是为了人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