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答应了下来。
佩里此次访日签订的《日美亲善条约》将迫使德川幕府不得不结束锁国政策，初步开放通商。根据此条约，本州岛静冈下田将立即对美利坚船只开放，为其提供补给和物资。
虾夷地之箱馆（今北海道函馆市）将于次年起开放，作为美利坚船只的停靠港。
至于长崎港。
长崎虽原本允许荷兰和中国船只停靠，但《日美亲善条约》未额外开放长崎港。直至四年后的修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日本又开放了一批港口，长崎方得以向美利坚及诸列强开放。
彭刚此番派遣使团随佩里访日，也是想借佩里使团之势，获得下田、箱馆两个港口的停靠使用权。如此一来，中国便能获得长崎、下田、箱馆三个港口的停靠使用权。
此时长崎的地位类似清廷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州，是日本境内唯一开放的对外口岸。
和广州不同的是，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州允许欧洲多国商船在限定季节和范围内贸易，但外国人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如不得入城、不得学习汉语、粤语等。
而德川幕府在驱逐葡萄牙人后，仅允许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在长崎贸易，且荷兰商馆被限制在出岛，行动受监控。
较之清廷，日本德川幕府当局的闭关锁国政策更为严厉。
且日本体因量较小之故，锁国政策贯彻得也更为彻底。
清廷是以官僚体系管理贸易，限制外商活动，且清廷幅员潦阔，难以禁绝平民与外商的一切接触。而日本则是通过藩阀、严密的等级制度严格隔离外国人与日本平民接触。
当然，小日子体量小也有体量小的好处，那便是船小好转向。
长崎为日本幕府直接控制下的最重要的贸易城市，城市人口密集，大量商贩、通词（翻译）、手工业者云集于此。
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是日本传统农业和商业中心之一，西部沿海的肥前、筑前等地人口较多，市场较为广阔。
长崎亦可通过海路与大坂、江户连接，贸易网络复盖日本主要经济区，是不可多得的贸易良港。位于本州岛伊豆半岛南部，面向太平洋，虽然下田本身是小型渔港和沿海集镇，本地人口有限，远不如长崎繁华。
但下田靠近日本的内核人口绸密区江户（今东京），距离江户（今东京）仅有150公里，海路可直达江户湾。
获得长崎、下田两个港口的停靠使用权，方便后续向日本倾销商品，赚取日本的黄金白银。眼下日本仍旧是农业国，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品，在日本市场仍然很受欢迎，很有竞争力。
至于箱馆和其所在之虾夷地（北海道），情况和长崎、下田两地不同。
虾夷即日本征夷大将军所征之夷，虽说德川幕府时代，夷之所指已不限于虾夷。但出于历史惯性，还是沿用了这一称号。
生活在此地的原住民为阿伊努人，安政元年（1854年）前后，日本对北海道的控制主要集中在南部和西部的日本拓殖移民聚居区。
松前藩控制着沿海贸易据点松前与箱馆。
但广大的虾夷地内陆、东部、北部仍是阿伊努人居住，日本并未实现全岛的同化统治。
日本直到明治维新后，才得以全面殖民开发北海道。
后世日本所宣传之日本为单一民族国家，根本经不起推敲。
北海道之阿伊努人、琉球之琉球人、于长崎及九州岛定居之汉人，这些人是可是连广义上的和族人都算不上。
19世纪中叶，虾夷地的总人口十分稀少，其人口总量约莫在5万至8万人。
其中阿伊努人约2万至3万人，主要集中在松前、函馆等地日本拓殖移民约3万至5万人。虽说虾夷地乃苦寒之地，人烟稀少，即便开展贸易，也没什么利润。
但虾夷地有良港和广袤的土地。
虾夷地大部分地区仍旧为森林、湿地和未开垦荒地，农业局限于南部沿海的极小一部分地区。根据北海道政府20世纪初的估算，若全面开发北海道耕地，约可开垦100万公顷以上农田，辅之以渔业、
。可即便是以中国现有的农业技术开发地广人稀，开发程度很低的虾夷地，养活个百万左右的人口还是不成问题的。
既然日本能在虾夷地地拓殖，他为何不能为同胞争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况且拓殖虾夷地，还有极大的战略收益，可以遏制日本的扩张，继而进一步介入东北亚地区的博弈。当然，弊端也是有的，那便是东北亚地区眼下除了日本、朝鲜、当地原住民这些相对孱弱的势力，沙俄也早已添加了东北亚地区的博弈。
且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本着西缺东补的思想，会进一步加大在东北亚地区的扩张，恫吓清廷割让外东北、库页岛，染指虾夷地，以弥补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损失。
饶是如此，彭刚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