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无忌夫妻其时已下西洋……张思汉兄妹闻讯，忧心忡忡，亲赴京城上书。张思汉劝谏朱棣：“陛下，得地易，得民心难。今交趾虽平，然百姓视我如寇，非长久之计。宜速选廉吏，赦免旧罪，减免三年赋税，并派医者巡诊各地，以示皇恩！”
张思蒙建议：“陛下，宜启用归顺的陈朝旧臣参与治理。
朱棣点头称是，大赞一番，命其先归，去忙大典。
朱棣虽嘉许张氏一家其言，然后来却未能彻底执行。
他似乎有些急功近利，不想在这个弹丸小国浪费太多时间。相反，随着后期“北征蒙古、迁都北京、连下西洋”等耗资巨大的项目展开，朝廷对交趾的民生福祉全然不顾，反而对其财政榨取愈加剧烈。
据户部统计，交趾每年税收仅七万两白银，而驻军开支高达三百余万两，亏空皆由内地补给，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交趾反抗之火也悄然燎原……
一位名叫黎利的陈朝旧部将领，本与陈天平是归明顺将，却不满明廷比胡朝压迫更甚，气愤之下在老挝边境集结残兵，凭借山林游击战术，不断袭扰明军粮道。
张思汉再度奉密命潜入交趾，与黎利秘密会面，试图劝说其放下刀兵，接受朝廷招安。他提出：“若肯归顺，可保地方自治，设土司之职，兴学重农，共抗外患。”然黎利目睹亲人被杀、乡里遭屠，愤然拒绝：“明官虐民如虎，岂容虚言招抚！除非撤军还政，否则誓不罢休！”
张思汉归来后，如实向皇上禀报。然朱棣致力于北伐，无暇顾及。
朱棣忙碌之事确实太多……交趾小国对他来说，也许无足轻重。
一晃十年过去。
直到永乐二十年（1422年）秋，张无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闻交趾多年之乱，叹息道：“此非一人之恶，乃政令失当之果。若陛下早听良策，派人定律法管理，与趾民真诚交心，何至沦落于此？”
他再次致信朝廷内阁，呼吁调整政策，甚至提议由“仁济医堂”派出百名医师，“光明新教”派出百名教众，常驻交趾，与当地人融入，协助重建民生教育，换取地方缓和。先得民心，再安国延。
然此时朱棣已年迈多病，朝政渐由太子朱高炽与太孙朱瞻基主导，对外扩张事务趋于保守。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驾崩于蒙古榆木川。朱棣长子朱高炽即位，庙号“仁宗”，年号“洪熙”。
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炽立即着手调整边疆政策，释放善意。
然朱高炽即位仅十个月即病薨逝世。
朱高炽长子朱瞻基继位，庙号“宣宗”，年号“宣德”。
宣德元年（1426年），朱瞻基面对“交趾局势恶化、黎利势力壮大、明军屡战不利”的局面，终于开始重新审视祖父的南扩遗策。此时，张思蒙已在广西组织大规模义诊，救治因战乱流离的安南难民数千人，并编写《南疆疫症诊治录》，系统总结热带疾病防治经验，为朝廷颁行给交趾国南方诸省。张思汉则联合西南少数民族首领，促成多场边境和谈，防止战火蔓延至广西、云南及贵州。
宣德二年（1427年），黎利率军围攻明军重镇昌江城，明将柳升战死，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朝野震动。
朱瞻基召集重臣议事，张无忌一家人虽因气愤而未列席，但其早前所著的《安南治理十策》被大学士杨士奇呈于御前。文中明确指出：“交趾之失，不在兵弱，而在政苛。不在民叛，而在官贪。与其劳师远征，不如顺天应人，许其自治，仍为藩属，不许独立，慢慢边疆可安。”
最终，朱瞻基痛下决心，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司，承认黎利建立的新政权，并册封其为“安南国王”，恢复传统的宗藩关系。
南越交趾，明朝历时二十年的直接统治，此刻宣告正式终结。
这场战争的本质，正如后人评价：朱棣以“兴陈灭胡”为名，实则怀“扩张疆土”之志。初期确有正义色彩——惩弑君篡位之贼，护藩属正统血脉。但吞并之后，又分身无术，缺乏人才，治理失当，横征暴敛，处罚不明，终致民变蜂起，不得不黯然退出。
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张无忌一家始终秉持仁爱之道，未曾参与杀戮，却以另一种方式深刻影响着时代走向。他们不是战场上的统帅，却是和平的播种者；不是庙堂中的权臣，却是良知的代言人。
自太祖时期至宣宗，朱家五代帝王，皆邀张无忌为官，每遭婉拒。
张无忌以退为进，以教育代，不入朝廷，不上战场，展现了他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赵敏以其跨国家、跨地域、跨文化的大视野，架起中国与南北边疆沟通的桥梁；张思汉以英雄之影，穿梭于刀锋之间，传递着和解之声；张思蒙以医者仁心，抚慰病疫、灾难与战争创伤。
他们一家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