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半岁的时候，张建国觉得在砖瓦厂挣得太少，跟李秀芬商量去城里开大货车。李秀芬说：“你去吧，我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张建国握了握她的手，说：“辛苦你了。”就这一句话，李秀芬记了很多年。
张建国走后，王桂兰的脾气更大了。她觉得李秀芬一个人在家吃闲饭，横竖看不顺眼。早上起晚了要骂，饭做多了要骂，孩子哭闹吵了她午觉更要骂。李秀芬有时候想跟张建国打个电话说两句，王桂兰就在旁边听着，听完了还要说：“告状呢？你跟他说了有什么用？他在外面挣钱不容易，你别拿这些破事烦他。”李秀芬慢慢就不打了。
孩子一岁的时候，李秀芬想出去打工。她娘家那边有个表姐在城里的制衣厂上班，说一个月能挣三千多，问她去不去。她心动了，跟王桂兰商量，王桂兰一口回绝：“你走了孩子谁带？我这个老婆子给你当保姆？”李秀芬说：“妈，孩子可以送托儿所，我挣了钱每个月给您寄生活费。”王桂兰冷笑一声：“寄生活费？你挣的那点钱够干什么的？建国一个月给我两千块，你能给多少？再说了，一个农村妇女，出去抛头露面，丢不丢人？”李秀芬没再提这事，但心里那根刺扎得更深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孩子三岁上了幼儿园，李秀芬总算有了半天空闲，她在镇上找了个餐馆洗碗的活，早上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就去餐馆干活，下午四点接了孩子回家做饭。一个月八百块钱，她攒了大半年，给自己买了一双新鞋，给王桂兰买了一件外套。王桂兰接过外套看了一眼，说：“这颜色老气，你自己穿吧。”李秀芬说：“妈，这是照着您喜欢的颜色买的。”王桂兰把外套往沙发上一扔：“我说不要就不要，你留着给你妈穿。”李秀芬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都没说，把那件外套收进了柜子里。
后来她真的把那件外套拿回了娘家，她妈穿上正合适，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闺女给买的。李秀芬看着母亲的笑脸，心里酸得说不出话。
张建国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每次回来待个两三天就走。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李秀芬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还是镇上那个餐馆的老板娘跟她说的：“你家建国在外面有人了，你不知道？”李秀芬愣了一下，然后继续洗碗，说：“知道又怎么样？离了婚我带着孩子去哪儿？”老板娘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李秀芬没睡着，躺在那张吱吱嘎嘎的木板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王桂兰的呼噜声，想着自己这七年到底图什么。嫁过来的时候她才二十一岁，满心以为嫁了人就有了家，后来才明白，她在这个家里永远是个外人。公公当她是空气，婆婆当她是佣人，丈夫当她是摆设。她想过走，可是能走到哪里去？回娘家？她爹已经没了，她妈住在哥嫂家，自己都是看人脸色过活，哪能再添一张嘴？
第二天早上她还是五点就起了，烧水做饭，扫地喂鸡，一切照旧。王桂兰起来的时候，看见她肿着眼睛在灶台前忙活，骂了一句：“昨天晚上哭什么哭？大半夜的嚎丧，还让不让人睡了？”李秀芬没吭声，把粥端到桌上，转身去叫孩子起床。
日子还是要过。不为了别的，就为了孩子。
孩子上小学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张德厚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倒下了，送到医院说是脑溢血，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七天，花了好几万块钱，最后还是没救过来。王桂兰哭得死去活来，抓着李秀芬的手说：“你爸走了，这个家就剩咱们了。”李秀芬被她抓得手疼，心里却没什么感觉，只是机械地点头。
张德厚下葬后，王桂兰像变了一个人。不是变好了，是变得更坏了。她以前是把李秀芬当外人，现在是把她当仇人。大概是丈夫的突然离世让她觉得这世上没什么可依靠的了，唯一的儿子又不在身边，她把所有的恐惧和不安都化成了对儿媳的刁难。李秀芬做什么都是错的，站着是错的，坐着也是错的，连喘气都是错的。
最让李秀芬寒心的是孩子生病那次。那年冬天孩子发高烧，烧到四十度，李秀芬急得不行，让王桂兰帮忙照看一下，她去村口叫车。王桂兰说：“你去吧，孩子我看着。”等李秀芬叫了车回来，发现王桂兰在屋里看电视，孩子一个人躺在床上，烧得直抽搐。她抱起孩子就往车上跑，到了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孩子就危险了。李秀芬守在病床前，看着女儿苍白的小脸，第一次生出了恨意。她恨王桂兰，也恨张建国，更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懦弱，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敢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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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院后，李秀芬做了一个决定。她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出去打工，孩子我带在身边，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