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
一小时后，总督府会议室。
长桌两侧坐着军方将领、行政官员、情报人员，总共二十多人。
每个人面前都摊着天竺各地的报告，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天竺人的反应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都说说吧，这三个月，你们在各个领域遇到的情况。”日记人开门见山。
负责民政的张群第一个发言：“委座，我在奥里萨邦推行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佃农。按照大夏的经验，这应该会引起地主激烈反抗，农民热烈拥护。但实际情况……”
他苦笑道：“地主确实反抗了，但很弱，组织不起来。农民的反应更奇怪——他们拿到地契后，不是高兴，而是恐慌。
很多人偷偷把地契还给了地主，说‘这地是不祥之物，会带来灾祸’。还有些人，白天拿了地，晚上就去地主家门口跪着，请求原谅。”
会议室里一片愕然。
“后来我们调查才知道，”张群解释，“在天竺教观念里，人的社会地位是前世注定的。低种姓的人认为，自己受苦是因为前世造了孽，这辈子就该受罪。
突然给他们土地，他们反而觉得是破坏了轮回，会招来更大的灾祸。”
“愚昧！”一个军官忍不住骂道。
“不只是愚昧。”负责教育的陈立夫接话，“我在推行汉语教育时也遇到类似问题。我们建立了五十所小学，免费招收学生，还提供一顿午饭。按理说应该人满为患，但实际报名的人很少。”
“为什么？天竺人不重视教育？”
“重视，但重视的方向不对。”陈立夫摇头，“高种姓的家庭，只愿意让孩子学英语，因为那是上等人的语言。低种姓的家庭，觉得读书没用，反正一辈子都是贱民。中间阶层的，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学梵文。”
他顿了顿，补充道：“最让我困惑的是，不少天竺知识分子对我们的教育政策表示支持，但理由很奇怪——他们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学习汉语有助于理解天竺古典文化。他们似乎认为，我们是在帮他们恢复传统文化。”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笑声，但很快又沉默了。这太荒诞了。
负责经济的翁文灏发言：“我在加尔各答推行新货币政策，用‘大夏卢比’取代英镑。按照经济规律，这会引起通货膨胀和市场混乱。但实际情况是……”
他摊开一份市场报告：“市场很平稳，物价基本没变。不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好，而是因为天竺人……根本不用货币。”
“不用货币？那他们用什么？”
“以物易物，或者用白银、黄金。普通百姓的交易，大多是用粮食换布匹，用牲畜换工具。货币只在大城市和对外贸易中使用。”翁文灏苦笑，“我们发行了十亿卢比，结果三个月了，只流通出去不到一亿。剩下的都堆在仓库里。”
“那税收呢？”日记人问。
“更奇怪。”翁文灏说，“我们按照土地面积征税，税率比不列颠时期低。按理说农民应该高兴，但收税时遇到了很大阻力——不是他们不愿交，而是他们不会交。”
“不会交税？”
“对。天竺农村还是封建庄园制，农民是地主的附庸，他们只知道自己欠地主多少粮食，不知道什么是税。我们派人去收税，他们很困惑：‘我已经把收成的六成交给老爷了，为什么还要交给政府？’”
日记人揉着太阳穴。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学过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但所有这些理论，在天竺面前都失效了。这个国家仿佛活在另一个时空，有自己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
“军方的情况呢？”他看向杜X明。
杜X明站起来，神情严肃：“军事上倒是相对顺利。我们现在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四十万，其中十五万是天竺士兵。战斗力方面，天竺士兵表现两极分化。”
“怎么说？”
“在镇压同胞时，他们极其凶狠，甚至比我们的老兵还狠。但在正面作战时，他们又出奇地懦弱。上周在比哈尔邦，一个连的天竺士兵遇到几十个土匪，居然不战而逃，理由是‘今天是斋戒日，不宜动武’。”
会议室里响起几声压抑的笑声。
“但这不是最奇怪的。”杜X明继续道，“最奇怪的是他们的忠诚度。按理说，占领军的辅助部队应该忠诚度很低，随时可能倒戈。但我们的天竺部队恰恰相反，他们对我们异常忠诚，甚至到了盲从的地步。”
“有具体例子吗？”
“有。在奥里萨邦，一个天竺排长为了执行宵禁命令，开枪打死了自己亲叔叔，因为他叔叔天黑后还在街上。事后他说：‘军令如山，就是亲爹也不能违抗。’”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这种“忠诚”，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