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九点，会议室。
孙建国坐在长条桌的一侧，面前放著一杯热茶，茶是苏晴给他泡的，铁观音，他年轻时在福建出差喝过，说喜欢这个味道。他没有喝，只是把手放在杯壁上，感受着陶瓷传来的温度。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老周、李上校、张队、苏晴、老韩，还有刑侦队和技侦的几个骨干。投影屏幕上是今晚钱家栋别墅现场的照片，那行嚣张的留言被放大了，歪歪扭扭的字迹在屏幕上显得格外刺眼。
李上校的脸色很难看。这不是他想象中的“主动出击”的结果。武警部队在全市布控，重点区域巡逻密度已经提高到了每十五分钟一次，但凶手还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潜入了第四处目标地点，差点完成了第四起命案。
“算他幸运。”李上校把这四个字念了一遍，声音冷得像冬天里的铁轨，“这是挑衅，也是嘲讽。他在告诉我们，不是我们防住了他，是他自己失手了。”
没有人接话。
老周转向孙建国，语气比白天见面时更郑重了一些：“孙老，今天请您过来，是因为您可能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亲眼见过呼兰大侠的人。我们需要您把当年的事情详细地说一遍。任何细节都可能是破案的关键。”
孙建国没有立刻开口。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青筋凸起，关节有些变形。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有些事情被埋得太深了，挖出来的时候，总是会疼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大概有十几秒钟。没有人催他。
终于，孙建国开口了。
“一九九六年，”他说，声音沙哑，带着东北口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秋天。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那天很冷，风大，街上的人很少。”
“我刚从哈尔滨调到天津，被分在河北分局，管片儿里有一个批发市场，叫振华路批发市场。那地方乱，人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市场里转，调解纠纷，抓小偷小摸，处理打架斗殴。”
“那天下午，我在市场里巡逻，路过一个卖五金杂货的摊位。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个头不高，瘦，穿着一件蓝布工作服，戴着一顶旧帽子。他在搬货，搬一箱螺丝刀，箱子不重，但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没什么力气。”
“我本来没在意。但我走过去之后，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孙建国的手从杯壁上拿开了，放在桌上，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是哪里不对。是他的站姿。他搬完东西之后，站在那里歇气，两只脚不是并拢的，是一前一后，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重心落在后脚上。那个站姿，我在卷宗里见过。呼兰大侠案的卷宗里，有一份目击者的证词，说在案发现场附近见过一个形迹可疑的男人，描述的站姿就是这个样子——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像是在随时准备转身离开。”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投影仪风扇转动的声音。
“我开始留意他。每天巡逻的时候都会特意经过他的摊位，看他一眼。他话不多，和顾客交流也是简短的几个字，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人认出来。他的生意不好不坏，勉强维持。他一个人住，没有家人，没有朋友，下了班就回附近的一间出租屋，从不出门。”
孙建国说到这里，停顿了很久。
“我跟了他大概有两个月。两个月里，我反复对比他的体貌特征、行为习惯、走路姿势，和卷宗里的描述一一核对。越是对，心里越凉。因为相似的地方太多了——多到不可能是巧合。”
“那你为什么没有上报？”李上校问。他的语气不是质问，而是真的想知道。
孙建国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自己交握的双手，沉默了很久。
“我说了，你们可能不信。”
“您说。”老周的声音很温和。
“因为我怕。”孙建国抬起头，他的眼眶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不是怕他。是怕我错了。如果我上报了，上面派人来查，查到最后发现他不是，我就是浪费了警力，毁了一个无辜的人。如果他是，我把他抓了，案子破了，我会立功，会升职，但我的后半辈子都会在想一个问题——他说的那句‘我得了绝症’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是不是抓了一个快要死的人？”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怕的不是做错决定。我怕的是做了决定之后，再也无法确定那个决定是对的。”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老韩在角落里，低着头，盯着自己空荡荡的搪瓷杯。他太明白孙建国的感受了。跟一个案子跟了十五年，每天都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我是不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