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与关东军的兵力对比呈现出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表象。

    账面数字上，东北军在关外驻有正规军约十六万人，加上警察、宪兵等地方武装约四万人，总兵力超过二十万。

    而关东军正规部队仅一万余人，加上满铁守备队不过一万五千人，即便算上可以随时武装起来的一万余名在乡军人，总兵力也不到三万。但纸面上的兵力数字从来就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东北军的核心问题在于精锐尽去，留下的都是二线部队。1930年中原大战，张少帅率于学忠、王树常指挥的十余万东北军精锐入关调停，这批部队是东北军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家底。

    清一色辽造十三式步枪，每团配属直属迫击炮连，炮兵旅装备日式三八式野炮和克虏伯山炮，各级军官大多出自东北讲武堂或日本士官学校。他们入关之后便留驻平津河北一带，再也没有回到关外。

    1931年石友三叛乱，张少帅又从关外抽调数万部队入关平叛。两次抽血之后，留守东北的部队在账面数字上仍有十六万之众，但其中真正能打的国防旅只有辽宁的独立第七旅、第十二旅、第二十旅以及梁忠甲新调驻铁岭的第十五旅，吉林省的独立第二十一至二十八旅虽然番号众多，但大多分散驻防，指挥体系松散。黑龙江省的驻军更为薄弱，只有独立第二十九旅和几个省防旅撑门面。

    其余的所谓省防旅，每旅仅两个团，装备大多是老旧的汉阳造和奉军早年淘汰下来的杂式步枪，重机枪和迫击炮配备极少，士兵训练不足，战斗力与国防旅相比差了一到两个档次。

    而且这些二线部队大部分都是老派的部队，这些人一点家国观念都没有，很多人都在日俄战争时帮过俄国人或是日本人，投起降来一点负担都没有。

    指挥体系的涣散更为致命。张少帅长期驻北平，关外军事事务交由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代理。

    这种遥控指挥的效率之低不言而喻。国防旅和省防旅之间没有统一的作战预案，没有预设的防线衔接方案，甚至连统一的通讯密码都没有。

    各旅之间平时互不统属，战时谁也指挥不了谁。

    历史上，沈阳北大营的王以哲独立第七旅虽然是关外装备最好的主力旅，但在事变前没有接到任何明确的作战指令。

    反观关东军方面，兵力虽少但精悍集中，而且蓄谋已久。

    核心野战主力是仙台第二师团，这个师团的官兵大多来自日本东北地区，对寒冷的气候和地形有天然的适应力。全师团约一万余人，虽然当时处于海外轮防缩编状态，但各级指挥机构完整，作战骨干经验丰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是久经战阵的老将。

    驻扎在辽阳、长春、旅顺的步兵联队平时就在各自的防区内反复进行夜间进攻和城市巷战演练，对各自预定目标的地形地貌烂熟于心。

    满铁独立守备队名义上负责南满铁路沿线守备，实际上是发动柳条湖事件和炮击北大营的直接执行部队。六个大队总兵力约四千人，分散驻扎在公主岭、沈阳、大石桥、连山关、铁岭、鞍山等铁路沿线要点。驻铁岭的独立守备第五大队本来的任务是控制铁岭车站，九一八当夜奉命乘火车南下增援沈阳，从北侧夹击北大营。

    但现在，梁忠甲的第十五旅驻扎铁岭，应该可以拖住他们。

    关东军还有几张藏在暗处的牌。旅顺要塞司令部下辖的重炮兵大队配备大口径要塞炮，虽然主要用于要塞防御，但两门秘密运抵奉天的二十四厘米榴弹炮已经被预先校准瞄准了北大营和沈阳飞机场。

    关东军飞行队拥有作战飞机约三十架，主力驻沈阳东塔机场周边，事变发生后迅速控制了制空权。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在乡军人，一万余名日军退伍和预备役人员，事变前已经按军事编制秘密集结，每人都保留着单兵装备，接到命令后可以迅速补充正规部队。

    极端情况下动员日本侨民和朝鲜农民，还可以再凑出几万人。

    双方的整体态势可以概括为：东北军是一盘散沙，分散部署在从山海关到黑河的漫长防线上，精锐尽去，指挥混乱，没有统一作战预案；关东军是一颗钢钉，虽然总数不多但高度集中，每一兵每一弹都布置在精心选定的打击点上，拥有先发制人的全部主动权。

    更致命的是，在沈阳这个核心节点上，关东军可以直接投入第二十九联队和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而东北军真正能打的主力只有北大营的独立第七旅。其他部队要么远在锦州、洮南，要么分散在吉林黑龙江，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集中增援。

    但在这张看似一边倒的棋盘上，有一颗被提前摆下的棋子正在铁岭以北的丘陵地带静静等待。

    梁忠甲的第十五旅已经完成了三道防线和储粮储弹，而对面驻扎在铁岭的是日军独立守备第五大队。

    按照这个情况，初期阻挡住日军的进攻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