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那天，法院门口停满了车，台阶上站满了人。被告人家属、当地群众、人大代表、媒体记者，把能容纳两百人的大法庭挤得水泄不通。安检通道排起了长队，法警在门口维持秩序，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有愤怒，有痛心，有期待，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重。
法警押着赵凯等十三名被告人走进了法庭。他们穿着橘黄色的囚服，剃着光头，一个个低着头，脚步很轻。曾经那些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穿着奇装异服、在街头横行霸道的少年，如今站在被告席上，像一排被风吹弯了的树。没有人敢抬头看旁听席，没有人敢回头找自己的父母。他们只是低着头，盯着面前的栏杆，盯着自己的手，盯着地板上的某条缝隙。
旁听席上，有父母在偷偷抹眼泪。一个母亲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校服、笑得阳光灿烂的男孩，和被告席上那个剃着光头、满脸茫然的少年，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庭审正式开始。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声音洪亮而庄严。一桩桩罪行，一件件事实，从酒吧打砸到街头火拼，从敲诈勒索到非法拘禁，从逼人跳冰河到围堵派出所——每一件事都被清清楚楚地念了出来，像一把尺子，一下一下地丈量着他们的罪孽。旁听席上有人握紧了拳头，有人红了眼眶，有人咬着牙低声骂了一句，被旁边的法警轻声制止。
随后，公诉人依次出示了所有证据。受害者的陈述、证人证言、现场监控视频、伤情鉴定报告、收缴的管制刀具、被告人的供述——一份份材料被投影到大屏幕上，一页页翻过去。当大屏幕上出现天岗站在冰河里浑身发抖的画面时，旁听席上响起了压抑的哭声。那是天岗的母亲，她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身边的丈夫揽着她，自己的眼眶也是红的。
当检察官念出那些被打砸的商户为了交保护费借遍了亲戚、最后被迫关门的遭遇时，旁听席上有人摘下眼镜擦了擦，有人把头别向一边，有人握紧了旁听席的扶手。
被告席上的少年们一个个低下了头。之前还一脸无所谓的赵凯，看着大屏幕上那些画面，也终于不再抬头。他盯着自己面前的栏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旁听席上，他的母亲哭得浑身发抖，父亲红着眼眶死死地盯着儿子，嘴唇在哆嗦，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法庭辩论环节结束后，进入了最后陈述阶段。
第一个陈述的是赵凯。他站在被告席上，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一样。他的手握着面前的栏杆，指节泛白，嘴唇哆嗦了好几次，才终于说出话来。
“我认罪，我悔罪。”
五个字，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挖出来的。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对不起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我对不起我的父母。”他的声音开始发抖，“我从小，爸妈就不在我身边，没人管我，没人教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以为带着兄弟们打打杀杀，就是有面子、有本事。直到被抓了，直到看到那些被我害过的人，我才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我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也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也害了跟着我的那些兄弟，更对不起我爸妈。我真的知道错了。”
他说完，对着审判席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对着旁听席上的父母，又鞠了一躬。腰弯得很深，额头几乎碰到了膝盖。等他直起身的时候，眼泪顺着脸颊掉了下来，落在橘黄色的囚服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旁听席上，他的母亲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只是不停地喊着他的名字，声音断断续续的，像碎裂的玻璃。他的父亲坐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哭，只是死死地盯着儿子，嘴唇在不停地抖，两只手攥着膝盖上的裤子，攥得指节发白。
剩下的十二名被告人也依次进行了最后陈述。几乎所有人都当庭认罪悔罪，哭着说知道错了，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受害者。有人哭得站不稳，被法警扶着才没有倒下；有人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需要法官提醒“大声一点”；有人一句话都说不完整，只是不停地重复“对不起……对不起……”整个法庭被此起彼伏的哭声笼罩着，连旁听的群众都红了眼眶。
审判长几次敲击法槌，维持法庭秩序。
最后一轮陈述结束后，法官准备宣布休庭，让合议庭进行评议。就在此时，一名十六岁被告人的辩护人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向审判席微微鞠躬。
“审判长、审判员，这是被告人所在的学校和社区共同出具的求情信，以及他在校期间的表现证明。”辩护人的声音不大，却在安静的法庭里格外清晰，“被告人案发时年仅十五岁，系未成年人，在本案中犯罪情节较轻，系从犯，没有实施过严重的暴力犯罪。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极好。学校和社区愿意对其进行帮教和监管。恳请法庭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给这个孩子一个改过自新、重返校园的机会，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