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那天，临江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不大，细细密密的，像盐粒一样洒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被来来往往的人踩成了灰黑色的泥浆。法院门口的石狮子头顶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白，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显得格外冷清。
黄悦的父母很早就来了。黄母穿着一件黑色的旧棉袄，头发全白了，白得像雪。她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嘴唇发紫，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黄父搀着她的胳膊，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每走一步都要停一下，像两个在风雪中挣扎的、快要燃尽的蜡烛。
张昊的父母来得更早。他们站在法院大门的另一侧，没有和黄悦的父母打招呼，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张母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外套，头发也是白的，但白得不一样——那不是岁月的白，是熬出来的白，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眼泪流干了之后的白。她的眼睛红肿得几乎睁不开，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给儿子带的棉衣——看守所里冷，她怕儿子冻着。
两家人，一个门进，一个门出。中间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可那道距离，这辈子都跨不过去了。
法庭里，气氛庄严肃穆。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亲戚，有邻居，有媒体的记者，有旁听庭审的市民。所有人都安安静静的，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玩手机。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沉重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
黄悦的父母坐在原告席旁边的被害人家属席上。黄母的手一直放在黄父的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抓住最后一根稻草。黄父坐得笔直，目视前方，可他的手在不停地抖，从指尖一直抖到肩膀。
被告席上，张昊被法警带了进来。
他穿着橘黄色的囚服，剃了光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囚服在他身上空荡荡的，像一件挂在衣架上的衣服。他的脸比三个月前更加苍白，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嘴唇上全是干裂的皮。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案发时那种阴鸷和冷漠，也不是审讯室里那种崩溃和恐惧，而是一种更深更沉的东西。
是死寂。
是那种知道自己已经坠入深渊、再也没有任何希望的死寂。
他被带到被告席上，站定，抬起头，目光慢慢地扫过旁听席。他看到大伯和大姨坐在那里，两人的白发在灯光下白得刺眼。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飞快地低下了头，不敢再看。
他的父母坐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张母的身体一直在微微发抖，张父的手搭在她肩上，可他的手也在抖。
“现在开庭。”审判长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庄重而威严。
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一把尺子，一下一下地丈量着张昊的罪行。DNA比对报告、脚印鉴定、现场勘查记录、卫生院的就医记录、从西安出租屋里搜出的物证、张昊自己的供述——一份份证据被出示，一页页卷宗被翻开。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张昊站在被告席上，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面前的那一小块地板，像是在数上面的纹路。
法庭辩论环节，辩护人提出了辩护意见：张昊系初犯、偶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坦白，且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主观恶性较小，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公诉人当庭予以驳斥，声音铿锵有力：“被告人张昊，因民间纠纷，残忍杀害自己的亲表姐，作案手段极其恶劣。作案后伪造现场、逃避侦查，给受害者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虽然其有坦白、认罪认罚的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恳请合议庭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张昊的辩护人没有再说话。旁听席上，有人轻轻地叹了口气。
庭审的最后，审判长询问张昊，还有什么最后陈述。
张昊的身体猛地一僵。他缓缓抬起头，看向旁听席。他的目光越过法官，越过公诉人，越过一排排陌生的面孔，最终落在了黄悦父母的身上。
那两位老人坐在那里，像两尊被风化了太久的石像。
张昊的嘴唇剧烈地哆嗦起来。他的双腿一软，“扑通”一声，直直地跪在了被告席上。
“大伯，大姨，对不起……”他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沙哑而颤抖，像是被砂纸磨过的铁皮，“我错了。我一时冲动，杀了表姐，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表姐。我知道我罪大恶极，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任何惩罚，我用我这辈子来赎罪……”
他的额头磕在被告席的栏杆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眼泪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在橘黄色的囚服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他又转过头，看向旁听席最后一排——他的父母。
“爸，妈，对不起……”他的声音彻底裂开了，像一块被人从中间敲碎的玻璃，“儿子不孝，让你们丢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