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案报告是祁同伟在岩台县局办公室里写完的，牛皮纸封面，线绳装订，工工整整。
牛氏兄弟、王老虎、王富贵三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图、人员名单、作案清单、缴获物品清单、保护伞关系图，一份一份附在后面。他在审核栏签了字，郑长河在审批栏签了字。
报告提交厅党委会那天，祁同伟列席。
马汉民把报告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翻到缴获清单那一页的时候，手指在“喷子十三把，自制炸药一整箱，砍刀30把、洋镐把18个，黄金五百两，人民币现金一千万，美元八千。”那几行字上停住了，停了很长时间。
“一个县。”马汉民的声音不高，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在听。
“岩台一个县，三个黑恶势力，三十九条人命，近百起恶性案件。保护伞是县政法委书记。同伟同志去岩台待了两周，把这些全部摸清楚了。郑厅长坐镇，王强同志配合，一晚上全部抓了。”他把报告合上，手按在封面上。
“这份报告，报政法委。”
报告报上去的第二天，梁群峰把郑长河和祁同伟叫到了办公室。
梁群峰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那份结案报告。
好几页的边角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
他的手指点在缴获清单上，点得很用力，指节都泛了白。
“一个县城。”他的声音从喉咙深处压出来，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一股被什么东西烧灼过后的焦味。“一个县城，三个团伙。喷子十三把，自制炸药一整箱，砍刀30把、洋镐把18个。黄金五百两，现金一千万，美元八千。三十九条人命，近百起恶性案件。”
他抬起头，目光从郑长河脸上移到祁同伟脸上。
“保护伞是县政法委书记。我梁群峰分管的政法系统，一个县的政法委书记，和黑恶势力称兄道弟，按月收钱。”
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法桐光秃秃的，风从枝丫间穿过，发出呜呜的声响。
梁群峰把报告合上，拿起来，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一下一下，沉沉的，渐渐远了。郑长河和祁同伟坐在沙发上，没有动。
过了很久，郑长河站起来，祁同伟也跟着站起来。
两个人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空荡荡的。
梁群峰拿着报告去找陶书记的事，是王新武告诉祁同伟的。
王新武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速比平时快。
“同伟，梁书记从你们那儿出来，直接去了陶书记办公室。门关着，谈了将近一个钟头。”他停了一下。
“梁书记出来的时候，脸色阴晴不定。”
“陶书记怎么说？”
“不知道。门一直关着。”
挂了电话，祁同伟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梁群峰拿着那份报告去找陶书记，把岩台县三十九条人命、近百起恶性案件、十三把喷子、一箱自制炸药、五百两黄金、一千万现金，摆在陶书记面前。
谈了一个钟头。出来的时候脸色阴晴不定。
陶书记没有表态。没有表态，就是表态。
祁同伟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透了。
他一口喝干。
梁群峰的脸色阴晴不定，不是因为陶书记反对——陶书记没有反对，没有反对就是没有支持。
没有支持，岩台县的战果就只能是岩台县的战果。
常乐镇的裴安军还在，吕州的流窜抢劫团伙还在，刘阳的销赃渠道还在，粤省的毒品通道还在。
陶书记在等什么？等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不支持的理由。
这个理由，梁群峰还没有拿到。祁同伟也没有。
十一月底，一个牛皮纸包裹从伦敦寄到了汉东省公安厅情报研判科。
包裹上贴着皇家邮政的标签，收件人是祁同伟，地址是手写的英文字体，笔画带着一点斜斜的倾角。祁同伟拆开包裹，里面是两本《经济学人》，1995年11月刊。
他把其中一本拿起来。
封面是《经济学人》惯常的白底红字，但在本期特稿的位置印着一行标题——《1992年英镑危机：固定汇率制度的脆弱性与投机攻击的逻辑》。
标题下面，是一行比正文小一号的字体：来自东方的祈。
祁同伟的目光在这行字上停了一下。
来自东方的祈。
不是汉东省公安厅，不是情报研判科，不是中国。
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姓。
他翻开目录。
第一篇就是他的论文，页码从第四页开始，占了整整六个版面。
论文的英文版他看过无数遍，但印在《经济学人》的纸张上，那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