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严打行动的大纲写在笔记本上——
第一阶段，情报研判科汇总全省重点地区、重点案件、重点人员名单，按危险程度和抓捕难度分级；
第二阶段，刑侦总队牵头制定异地用警方案，从林州、河口、石门三地抽调警力，统一编组；
第三阶段，同步收网，情报研判科负责实时情报支撑；
第四阶段，总结评估，将严打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的治安防控机制。
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时间节点、责任单位、协作机制，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
他把大纲复印了几份。
秦雪负责京州郊县及周边三个地市的重点人员名单，李成明负责吕州、刘阳、林州三地的流窜犯罪网络，王雪宁负责岩台、汉东两地的销赃渠道和落脚点，刘建明继续跟禁毒态势，重点关注收网期间毒品通道的异常动向。
李红丽负责所有数据的汇总和交叉比对，吴自立负责文字统稿。
任务分派完，办公室里键盘声、翻纸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祁同伟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他没有去续。
把缸子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台上那盆君子兰。
墨绿墨绿的叶子被阳光照得透亮，新长出来的那片嫩叶已经完全舒展开了。
他松了口气。
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是等。
一周过去了，厅里没有消息。
祁同伟每天照常上班，翻材料，批报告，听汇报。
秦雪的重点人员名单报上来了，李成明的流窜犯罪网络分析报上来了，王雪宁的销赃渠道分布图报上来了，刘建明的禁毒态势周报一期不落。
他把这些材料一份一份地看，一份一份地批，批完了让李红丽归档。
严打的大纲压在抽屉里，没有催，没有问。
他知道这样的决策需要时间，需要一层一层的会议，需要一个一个的签字。
他能做的已经做完了。
学术界的风暴是突然刮起来的。
准确地说，是从一份报纸开始的。
十月二十号，星期一。
祁同伟早上到办公室的时候，吴自立正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
“祁科，你看看这个。”他把报纸递过来。
《中国财经报》，头版偏下位置，一篇占了小半个版面的文章，标题是《是天才洞见还是纸上谈兵？——评祁同伟“英镑危机”一文》。
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张维邦教授。
祁同伟在情报科养成的习惯，看材料先看结构。
张维邦的文章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肯定了祁同伟对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理论的运用“基本准确”；
第二部分，话锋一转——“然而，作者将索罗斯量子基金的攻击完全归结为对英国宏观经济矛盾的洞察，未免有以果推因之嫌。
索罗斯本人多次强调，他的决策包含大量直觉成分，并非纯粹基于数据分析。将一场复杂的投机战役简化为逻辑链条，是对金融市场复杂性的不尊重。”
第三部分，张维邦指出了数据来源的问题——祁同伟的数据主要来自《经济学人》的公开报道，而《经济学人》的报道本身带有立场预设，以立场预设的材料作为论据，结论的客观性存疑。
第四部分，结论：“祁同伟同志的文章，作为一篇经济学案例分析的习作，是合格的，甚至优秀的。
但若将其视为对固定汇率制度脆弱性的普遍性论证，则言之过早，甚至是刻舟求剑。”
祁同伟把报纸放下。
吴自立看着他，等他说点什么。
他没有说，把报纸折好放在桌角，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
张维邦的批评不是胡搅蛮缠。
以果推因，数据来源的立场预设，案例的普遍性边界——每一条都打在了论文的软肋上。
这是一篇有分量的批评。
风暴是三天后升级的。
《中国经济报》在同一天刊发了两篇立场针锋相对的文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魏明伦教授写了一篇《固定汇率制度的脆弱性：从英镑到比索的历史逻辑》，全篇没有提祁同伟的名字，但全篇都在回应祁同伟的论文。
魏明伦把1992年英镑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比较，指出两国在危机爆发前都面临同样的“不可能三角”困境——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取其二。
英国和墨西哥都选择了前两者，放弃了第三者，结果都被国际游资抓住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