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是在林州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接到电话的。
电话是汉东大学研究生院打来的，说他的外语考了九十九分，经济学综合九十八分，总分一百九十七，是这一批次经济学专业的第一名。
接电话的时候祁同伟正在翻一份案卷。
他把听筒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手里还握着笔，电话那头的声音传过来，他的笔没有停，在案卷的某一页边缘写了一个字，然后把笔放下了。
英语九十九分，经济学综合九十八分，和他估分估的差不多。
……
消息传到汉东大学经济系，是两天以后的事。
研究生院把成绩单送到各系，经济系的教学秘书拿到成绩单的时候，看到“祁同伟”三个字后面的分数——外语九十九，综合九十八，总分一百九十七——以为打印错了。
她把成绩单复印了一份，送到系主任钱为民的办公室。
钱为民看了一眼，把成绩单放下，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王老，你在办公室等我。”
王同文是汉东大学经济系的台柱子，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亮得像两颗钉子。
他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财政体制改革的学者，八十年代在《经济研究》上发过几篇关于“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论文，在学界很有分量。
他带出来的博士，有的在财政部，有的在人民银行，有的在社科院。
……
王同文教授接过钱为民递过来的那张成绩单，看了很久。
英语九十九分，不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是一个基层公安局的刑侦支队长，本科和硕士读的是政法，同等学力申硕考的经济学。
经济专业综合九十八分。
总分一百九十七。
“这个人，论文题目报上来了吗？”王同文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
钱为民从抽屉里翻出一份材料，是祁同伟的论文开题报告。
题目是《分税制改革的实践路径与地方治理效能——基于基层政权运行视角的研究》。
王同文把开题报告接过来，站在钱为民的办公室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开题报告不长，只有几页纸，但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框架、研究方法、预期创新点，一条一条，清清楚楚。
文献综述部分引了三十多篇文献，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财政学的经典著作，有分税制改革的最新政策文件，还有几篇发表在《经济研究》和《财政研究》上的权威论文。
引用的方式很规范，脚注、参考文献，格式一丝不苟。
“开题报告写成这样，不像是一个基层干部的手笔。”王同文把开题报告合上。
“更像是一个在学术界泡了好几年的人写的。”
钱为民靠在椅背上。
“我查过他的背景。汉东大学政法系九二届毕业，在岩台县司法所干过半年，后来调到公安系统，从县局刑侦科干到市局缉毒支队，现在在林州市局刑侦支队。论文在《法治日报》上发表过，于振铎给他写过信。”
王同文的眉毛动了一下。
于振铎？北大法学院的于振铎。
能让他亲自写信的人，不多。
“他的论文答辩，我来参加。”
消息传到林州的时候，祁同伟正在看那五件剩下积案的走访记录。
刘丽丽把汉东大学寄来的答辩通知放在他桌上，他翻开看了看答辩委员会名单——主席王同文，委员张教授、李教授、钱为民。
他的目光在王同文的名字上停了一瞬。上辈子他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不是王同文不够有名，是他上辈子根本没有资格走进王同文的视野。
答辩定在六月五号。
祁同伟提前两天到了京州，住在汉大附近那家小旅馆里。
房间还是上次那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他把论文的定稿摊在桌上，最后过了一遍。
论文是他用了将近半年时间写的，从去年十二月动笔，到今年五月中旬定稿，前后改了无数稿。
每一稿都是手写的，写完一稿，用红笔改，改完再抄一遍，抄完再改。
刘丽丽帮他把定稿打印出来，用的是刑侦支队唯一一台针式打印机，打印的时候吱吱嘎嘎地响，像一只老母鸡在叫。
打印完了，她用裁纸刀把边角裁齐，用线绳装订成册，牛皮纸封面，工工整整。
祁同伟把论文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摘要、绪论、本论、结论、参考文献，每一页他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他把论文合上，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