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像一把没有调准的琴。
祁同伟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他的目光从七张脸上一一扫过去——有人挺着腰，有人靠着椅背，有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有人低着头翻着手边的案卷，用余光打量着他。
他没有急着开口，把搪瓷缸子放在桌角，脱下呢子大衣搭在椅背上，解开警服领口的扣子，然后坐下来。
“介绍一下自己。从左边开始。”
最左边站起来的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中等身材，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眼角有几条深深的鱼尾纹，鬓角的白发比黑发多。
他的警服穿得板板正正，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领口磨出了毛边，但熨得平平整整。
“老齐，齐连山。刑侦支队副队长，干了十八年刑警。”他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被岁月磨出来的沉稳。
说完他看了祁同伟一眼，那目光里没有不服，也没有讨好，只有一种静静的掂量——像老猎人看见一头新来的猎犬，不急着下判断，先看看牙口。
老齐旁边站起来一个年轻人。
二十三岁，圆脸，嘴唇上的绒毛还没褪干净，警服的袖子长了一截，挽了两道，露出手腕。
“张瑞，去年警校毕业分来的。跟着齐师傅。”他的声音有点快，说完自己笑了一下，然后赶紧收住，坐下去的时候椅子腿刮了一下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他的耳根微微红了。
张瑞旁边的人同时站起来。二十四岁，瘦高个，颧骨很高，眼窝很深，嘴唇紧抿着，没有笑。
“李强。前年警校毕业的。也跟着齐师傅。”他说完就坐下了，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杆枪。
老齐的对面，一个女同志站起来。
二十七八岁，短发，戴着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很亮。
她没有穿警服，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笔帽磨得发亮。
“刘丽丽。科里负责汇总材料，整理档案，接电话。来了三年了。”
她的语速不快不慢，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她桌上那些按日期排列、用线绳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档案。
刘丽丽旁边，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站起来。
身材魁梧，肩膀把警服撑得紧紧的，袖口的扣子绷着，手指粗短，手背上全是老茧。
“周强。三十三。刑警。”他没有说自己的特长，说完就坐下了，椅子在他身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咯吱声。
周强旁边站起来一个瘦瘦的男人。
三十一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肩膀不宽，但小腿很结实，裤腿绷在腿肚子上，像两根拧紧的麻绳。
“刘晓峰。三十一。刑警。”他停了一下，“我擅长追踪。”他的声音不高，说完看了一眼祁同伟，然后坐下，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
最后一个站起来的是靠窗位置的年轻人。
他站起来的动作和别人不一样——不是从椅子里撑起来的，是先收腹、再挺腰，整个身体像一根弹簧被轻轻拉直，干脆利落。
二十九岁，平头，颧骨微高，眼窝微深，肩膀很宽，腰很细，站在那里像一把收起来的刀。
“张军。二十九。部队侦察连转业，来刑侦科一年。”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得很实，像他的站姿一样干脆。
祁同伟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瞬。
所有人都介绍完了。
祁同伟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
水是刘丽丽刚才倒的，温度刚好。他放下缸子。
“老齐，目前在跟的案子，一共有多少件？”
“十一件。”老齐的声音不高不低，“命案四起，盗窃案三起，强奸案一起，抢劫案三起。都在我桌上。”
“刘丽丽，你把历年的积案整理出来。不管多少年前的，全部。按年份、案由、案发地分类，每一件的侦查进度、卡在什么地方，列一张表。三天够不够？”
刘丽丽把钢笔从口袋里抽出来，翻开笔记本。“够。”
“张军。你从现在开始跟着我。其余的人，继续跟手里的案子。每天下班前碰一次头，把当天的进度报给老齐。老齐，你汇总，挑要紧的跟我说。”他顿了顿，“今天就到这里。中午我请客，大家出去吃。”
老齐带着祁同伟去了一家叫“老魏家”的饭馆，开在林州主街后面一条窄巷里，门面不大，四张桌子，墙上贴着红底白字的菜单，字是用粉笔写上去的，有些已经模糊了。
老板老魏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围着油渍麻花的围裙，看见老齐进来，从后厨探出头来。
“老齐！还是老样子？”老齐摆了摆手。
“今天科长请客，把拿手的都端上来。”老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