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躺在硬板床上，听着巷子里偶尔经过的脚步声，盘算着明天的行程。
好不容易来趟京州，有个人他得去见一见。
高育良。
此时高育良还在汉东大学政法系当系主任，带研究生，写论文，偶尔在《法治日报》上发表些文章。按照上辈子的轨迹，大约一年后，他会被调入省政法委政研室任主任，副厅级。
那是他踏入官场的起点，也是他一步一步陷进去的开始。
……
早晨七点，祁同伟在小旅馆楼下吃了碗面，坐公交车去汉东大学。京州的春天来得比岩台早，路边的法桐已经冒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在晨光里透亮。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穿过大半个城市，在汉大校门口停下来。他下了车，站在校门口，看着那块白底黑字的校牌——“汉东大学”，四个字被风雨蚀得有些斑驳，但笔锋还在。
两年了。
上辈子他离开汉大后，回来过很多次。
有时候是来开会，有时候是来找高育良谈事，有时候是陪梁璐回“母校看看”。
每一次回来，他都觉得那块校牌在看着他。
这辈子他站在校门口，校牌还是那块校牌，但他的膝盖是直的。
政法系的办公楼还是那栋灰砖老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新叶子还没长出来，去年的枯藤贴在墙上，像一张张褐色的网。
祁同伟上了三楼，走廊里很安静，阳光从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把地板照得发亮。
高育良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政法系主任办公室”。
他敲了敲门。
“请进。”
推开门，高育良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摞学生论文。
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的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两年不见，他的鬓角添了几根白发，但眼神还是那种眼神——温和里藏着一层审视，像是在随时判断对方话里的逻辑是否自洽。
高育良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的人，手里的红笔停住了。
他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重新戴上，像是不确定自己看清楚了。
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祁同伟上辈子见过很多次——在课堂上，在他答辩时，在他被梁家压得抬不起头来的那些日子里，高育良都是这样笑的。
温和的，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骄傲。
“同伟？”
“高老师。”
高育良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祁同伟面前。
他没有握手，而是双手按住祁同伟的肩膀，上下打量了一番。
祁同伟穿着便装——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深色裤子，皮鞋擦得干净。一米八的个头站在办公室里，把门框都衬得矮了。
在岩台这两年，他的肩膀比大学时宽了一圈，脸上的棱角也更分明了。
“高了，也壮了。”高育良的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英姿勃发。”
“老师没怎么变。”
“老了。”高育良笑着摇了摇头，示意他坐下，自己回到办公桌后面，把桌上的论文归拢到一边。
“怎么突然回京州了？”
“省厅有个案子，过来开会。”
“省厅？”高育良的眼睛亮了一下，“你调到省厅了？”
“没有。市局借调，省厅的案子是专案组。”
高育良点了点头，没有追问案子的细节。
一个好的法学教授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祁同伟。
“你的事，我听说过一些。《法制日报》上那篇《泉水叮咚》，我看了。写得很好。”
“老师看到了？”
“不光看到了，我还拿去给本科生当范文讲过。”高育良从抽屉里翻出一份折叠着的报纸，正是《法治日报》那期。
报纸边角已经磨毛了，显然被翻过不止一次。
他展开来，指着上面祁同伟的名字，“我跟我学生说，这是你们的师兄写的。汉东大学政法系九二届，祁同伟。”
祁同伟看着那份被翻得起了毛边的报纸，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上辈子高育良也夸过他，夸他“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在省委的会议室里，当着梁群峰的面。
那时候他已经是梁家的女婿了，高育良的夸奖里藏着分寸感，藏着对自己学生“走上正轨”的欣慰。
他从来没听高育良用这种语气夸过他——像一个老师，单纯地为一个学生在基层写出了好文章而骄傲。
“中午去家里吃饭。”高育良把报纸折好，放回抽屉里，“你吴老师昨天还念叨你。”
高育良的家在汉大教职工宿舍区，是一栋老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