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站在刑侦科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雨水从屋檐上倾泻下来，在院子里汇成一片浑浊的水洼。
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老周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一个浑身湿透的中年男人。
那人四十多岁，脸被雨水泡得发白，棉袄上往下滴水，在办公室的水泥地上洇出一小摊。
他的嘴唇在抖，不是冷的。
“祁科长，这个人说有急案要报。”老周把人领到桌前。
那人抬起头，祁同伟看见他的眼睛——眼眶红着，但不是哭过的红，是好几天没睡觉、眼球上爬满血丝的那种红。
“我叫金富冬。”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我哥一家三口，全不见了。”
祁同伟拉过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金富冬双手捧着搪瓷缸子，没有喝。
热气升上来，模糊了他的脸。
“我哥叫金富春，嫂子叫李秋萍，是个聋哑人。侄女叫金小英，刚五岁。住在铁溪乡金家湾。”他说话断断续续，像是在拼命把散落的碎片拼在一起，“正月十二那天，我去哥家送年糕，门锁着。我以为他们走亲戚去了，没在意。过了三天我又去，门还锁着。我问邻居，邻居说好几天没见着人了。”
他把搪瓷缸子放下，手在膝盖上搓着。
“我觉得不对。嫂子是聋哑人，平时不出远门。我哥要是出门，一定会把娘俩托付给邻居照看。这次什么都没交代，就这么不见了。”
“你报案了吗？”
“报了。铁溪派出所的同志去看了，说门锁完好，屋里没有翻动痕迹，不像是入室作案。
他们说可能是走亲戚去了，让我再等等。”金富冬的声音突然拔高了，“等不了！我哥是什么人我知道。他不可能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
祁同伟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拧开钢笔。
“你哥是做什么的？”
“种地。农闲的时候去镇上打零工。”
“他有没有仇人？”
“没有。我哥那人老实得过了头，村里谁家有事他都去帮忙，从没跟人红过脸。”
“欠没欠债？”
“不欠。他过日子仔细，从不借钱。”
“最近有没有生人来过村里？”
金富冬想了想。“有。正月十一那天，村里来了两个收山货的外地人。一个姓李，一个不知道姓什么。他们在村里转了一天，说是收核桃和板栗，但给的价格比镇上低一大截，没人卖给他们。后来他们就走了。”
“这两个人长什么样？”
“姓李的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脸黑，颧骨高，说话带北方口音。另一个年轻些，三十出头，左眼角有道疤。”
祁同伟把这几句话记在本子上。他的笔停了一下，抬起头。
“你哥失踪之前，有没有人见他跟这两个人接触过？”
金富冬的瞳孔缩了一下。
“李家的那个——他是我嫂子的远房亲戚。按辈分，嫂子该叫他表哥。”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大了，哗哗地砸在玻璃上。
祁同伟把笔放下，看着金富冬。“你刚才怎么不说？”
金富冬的嘴唇抖得更厉害了。“我……我没想到那里去。李家的那个，说起来还算是亲戚。
亲戚怎么会……”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小到几乎被雨声盖住。
祁同伟站起来。
亲戚。
这个词上辈子他在无数个案卷里见过。
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比例高得惊人。越是偏僻的地方，越是这样。
因为熟人知道受害人的底细，知道怎么让对方放下戒备，知道从哪里下手最安全。
而亲戚，是所有熟人里最“安全”的那一种。
“老周，备车。去铁溪乡。”
吉普车在盘山公路上颠了一个多小时，雨水从车顶的缝隙渗进来，在后座上汇成一小洼。
老周开车，祁同伟坐在副驾驶，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拼命地刮，刚刮开又被雨水糊住。
金富冬缩在后座，佝偻着背，像一只被雨淋透的鸟。
金家湾藏在两座山之间。
村子不大，三四十户人家，房子沿着一条溪沟散落着。
金富春的家在村子最深处，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石头垒的，门锁着。
门锁是那种老式挂锁，锁梁上没有新鲜撬痕。
祁同伟让金富冬找来一根铁丝，捅进锁孔，手腕一转，锁开了。
堂屋里很整齐。
方桌擦得干干净净，搪瓷茶缸倒扣在桌上，筷子筒里插着几双筷子。
灶房的锅盖着，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