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八本案卷抱到了副局长办公室，把笔记本摊开，把地图铺在茶几上。
刘增辉坐在对面，一根烟抽到一半，烟灰掉在案卷封面上，他吹掉了。
“你的意思是，这八起案子，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伙人干的？”
“至少五起可以串并。”祁同伟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1985年林场盗窃、1987年伤害致死、1988年青山乡强奸、1989年系列耕牛盗窃、1991年废品站盗窃——这五起的作案手法、地理分布和行为特征有内在关联。另外三起证据不够，不能排除，但也值得深挖。”
刘增辉把烟按在烟灰缸里，站起来，走到地图前。
他看了很久。
“你打算怎么查？”
“从两条线同时入手。第一条线，指纹。1987年伤害致死案现场有半枚血指纹，当年只比对了本县档案。我请求把指纹送到地区公安处，用那边的比对仪，和近年全区采集的指纹档案重新比对。”
刘增辉点了点头。
“第二条线，人。1985年林场案有一个被忽略的目击者——林场工人何某。他说案发前一天有外乡人来讨水喝。这个人如果还活着，应该能回忆起更多细节。”
“何某？”刘增辉想了想，“石门乡林场的老何头？”
“您认识？”
“何老锅嘛。在林场做了大半辈子饭，前几年退休了，就住在石门乡街上。”刘增辉看着祁同伟，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在亮起来，“你什么时候去？”
“今天下午。”
石门乡离县城三十七里，祁同伟骑自行车去的。
三月的山风还硬，吹在脸上像刀背刮过。路两边的田里，麦苗刚返青，贴着地皮绿了一层。他骑了一个半小时，在石门乡街上找到了何老锅的家。
一间矮瓦房，门框上贴着去年的春联，红纸褪成了粉色。院子里堆着劈好的柴，码得整整齐齐。一个老头蹲在门槛上晒太阳，手里端着一碗棒子面粥，吸溜吸溜地喝。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但眼睛还算亮。
“何大爷？”
老头抬起头，粥碗停在嘴边。“你哪个？”
祁同伟亮出证件。何老锅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他，把粥碗放在地上。“公安局的？找我啥事？”
“1985年，林场仓库被盗那件事。”
何老锅的手停在膝盖上。他眯起眼，看着远处。远处的山灰蒙蒙的，山顶还有去年的雪没化干净。
“1985年。八年了。”
“您还记得？”
“记得。”何老锅说，“怎么不记得。那是我在林场干的最后一年，第二年就退了。那件事出了以后，场里查了好一阵子，没查出个所以然。”
祁同伟在他旁边的门槛上坐下来。“案卷里记着，您跟办案的民警提过，案发前一天有个外乡人来林场讨水喝。”
何老锅转过头看着他。“我说过。他们没当回事。”
“您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吗？”
何老锅把手伸进棉袄口袋，摸出一根旱烟袋，点上。烟雾升起来，在阳光里变成淡蓝色。
“大高个。”他说，“比我高一个头。胡子拉碴的，像是走了很远的路。说话口音重，舌头硬，像北边人。”
“他说来干什么？”
“说是收木材的。我就奇怪，我们林场的木材都是国家计划，不卖给私人。他说他就是来看看，讨口水喝。我给他倒了一碗水，他喝完就走了。”
“他抽烟吗？”
何老锅想了想。“抽。他坐在门槛上喝水的时候，掏了根烟出来。我还看了一眼，不是我们这儿常抽的‘春耕’，烟盒是红白颜色的。”
“大前门？”
“对，大前门。”何老锅把旱烟袋在鞋底磕了磕，“你怎么知道？”
祁同伟没有回答。“他还说了什么？”
何老锅沉默了一会儿。旱烟袋在他手里转着，转了几圈。
“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在意，后来总觉得不对劲。”
“什么话？”
“他问我，林场晚上有没有人值班。”
祁同伟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林场晚上有没有人值班。一个自称收木材、知道林场木材不卖给私人的外乡人，问林场晚上有没有人值班。
“他长什么样？脸上有什么特征？”
何老锅把旱烟袋叼回嘴里，眯着眼。烟雾在他面前慢慢散开。
“胡子重。眉毛也重，连在一起。还有——”他的手在自己右手上比了比，“他右手少了一截。小拇指，这里。齐根断的。”
祁同伟的笔停住了。
右手。小拇指。齐根断。
他把这行字写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