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祁同伟刚从石板村回来。
林秀梅排的那出《泉水叮咚》在村小演了一场，老葛头演老葛头，范祖田演范祖田，狗蛋和小狗子演他们自己。
没有舞台，就在老槐树底下。
全村的男女老少搬着小板凳来看，看到老葛头和范祖田在戏里握手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撩起衣襟擦眼睛。
祁同伟坐在最后一排，看完了整出戏。
回到司法所时，马大勇站在门口，手里举着一张纸。
“公安局的！”
借调函是打印的，抬头是“岩台县司法局”，落款是“岩台县公安局”，中间只有几行字：因工作需要，拟借调你局岩台乡司法所祁同伟同志至我局刑侦科工作，借调期一年。下面盖着县公安局的红章和刘增辉的签名。
祁同伟把借调函折好，放进口袋里。
第二天一早，他去公安局报到。岩台县公安局是一栋三层小楼，外墙刷着白灰，雨水冲出长长短短的灰痕。
院子里的吉普车停成一排，有一辆的引擎盖掀着，两个民警蹲在旁边，手里拿着扳手。
祁同伟从他们身边走过，上了二楼。
副局长办公室的门开着。
刘增辉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本案卷，手里夹着烟，烟雾在阳光里慢慢升起来。
“报告。”
刘增辉抬起头。
看见门口站着的祁同伟，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
“来了？”
“来了。”
刘增辉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推过来。
“宿舍安排好了。宿舍楼，二层，最东头那间，单人的。先安顿下来。”
祁同伟拿起钥匙。
刘增辉又说：“这几天不给你派活儿。档案室在二楼西头，老孙管着。你先去看案卷。咱们县这十来年积下来的案子，都在那儿。”
他说完，看了祁同伟一眼。
那个眼神里有一种默契——他知道祁同伟最想要的是什么。
腊月十一那个晚上，万全民在伐木道出口被他按住的时候，刘增辉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最锋利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格斗，是他绕到所有人前面去的那个判断。
“谢谢刘局。”
刘增辉摆了摆手，把烟从烟灰缸里捡起来，重新点上。
后楼是一栋两层红砖楼，墙面爬满了枯藤，春天还没到，藤蔓光秃秃的，像一张挂在墙上的网。
祁同伟上了二楼，找到最东头那间。
门是木头的，刷着绿漆，门框上钉着一块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210”。
钥匙捅进去，锁舌弹开的声音很清脆。
屋子不大，十平方出头。一张单人床，床板是新换的，木头上还有刨花的痕迹。
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一个两开门的木柜。
窗户朝东，早上的阳光正照进来，在床铺上铺了一块明亮的方形。窗台上放着一只空罐头瓶，里面插着一截蜡烛头。
祁同伟把行李放下。
被褥是公家发的，军绿色的被套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板上。
他把被褥抖开铺好，又去水房打了盆水，把桌子、椅子、窗台全部擦了一遍。
窗玻璃上有一层冬天的灰垢，他用湿布擦了三遍才擦透。
擦干净的玻璃像不存在了一样，窗外的山清清楚楚地撞进来——孤鹰岭站在所有山的后面，山顶的岩石在阳光里泛着灰白的光。
他把毛巾拧干，搭在脸盆架上。
在床边坐下来。床板硬实，坐下去没有咯吱声。
下午，他去了档案室。
档案室在办公楼二楼西头，门是铁的，刷着灰漆。
老孙头坐在门口的桌子后面，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看报纸。
听见脚步声，他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从镜框上面看过来。
“新来的？”
“祁同伟。刘局让我来看案卷。”
老孙头把报纸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站起来。
铁门推开，一股纸张陈旧的气味扑面而来。
那是灰尘、油墨和年份混在一起的味道。
上辈子他闻了二十年，这辈子再闻到，像一根手指拨动了某根弦。
档案室里立着十几排铁皮柜，柜门上贴着标签，写着年份和案件类别。
窗玻璃上糊着旧报纸，光线昏黄，像沉在水底。
“悬案都在这几排。”老孙头指着靠墙的铁皮柜，“1983年到现在，一共十一件。”
祁同伟拉开最左边的柜门。铁皮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案卷竖着排列，牛皮纸封面，书脊上写着编号和案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