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旧单据、抄写冷库温度记录、给文档盖页码章。这些活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一个初中生半天就能学会。马德才的意思很明确：大学生也得从打杂干起。
俞寒没有抱怨。他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把四个暖水瓶打满开水，把马德才的办公桌擦得一尘不染，然后把当天要用的温度记录表按日期排好，夹在铁夹板上，挂到冷藏科的值班墙上。
温度记录是冷藏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按照规程，冷库的温度每两小时要记录一次，写在专用的表格上，月底装订成册，存盘备查。这些记录不仅是设备运行的凭证，更是冷库内存放货物的“生死簿”——温度超标一次，整批货物可能就要报废。
俞寒抄录了几天的记录，发现了一个问题。
七月十二日，3号冷库，下午两点的记录是零下十八度。下午四点的记录也是零下十八度。六点，零下十八度。八点，零下十八度。
连续三天，同一个冷库，同一个时间点，都是零下十八度。
太整齐了。
俞寒在学制冷的时候做过冷库温度场实验，知道冷库内的温度不可能长时间恒定在一个数值上。压缩机的启停、库门的开关、货物的进出，都会引起温度波动。零下十八度是设置的目标值，但实际温度通常会在正负两度的范围内浮动。
他翻出前几个月的记录本，一页一页地比对。三月份，五月份，六月份。每个月的记录都大同小异——温度曲线平滑得象用尺子画的，从来没有任何异常波动。
这不可能。
俞寒想起他第一天在码头冷库看到的那个旧温度计，指针晃晃悠悠，一刻也不停。那些老工人告诉他，码头冷库的设备比公司总库还老，温度控制全靠人工调节压缩机启停，一个班下来，温度记录纸上画出的是一条锯齿状的曲线，高高低低，像心电图。
而公司总库的记录，干净得象一张白纸。
他决定核实一下。
七月十五日，星期三，俞寒主动申请值夜班。冷藏科的值班室在冷库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台老式挂钟，钟摆左右摇晃，发出沉闷的嗒嗒声。
夜里十点，他拿着手电筒走进3号冷库。
冷库里码放着一人多高的冻鱼纸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氨味——那是制冷系统的制冷剂，闻多了会头晕恶心。俞寒沿着信道走到冷库最深处，那里挂着一支水银温度计，玻璃管里的红色液柱在灯光下反着光。
他把手电筒凑近，眯着眼睛读数。
零下十四度。
比标准温度高了四度。
俞寒又走到冷库的另一侧，找到第二支温度计。
零下十三点五度。
他的心沉了一下。按照这个温度，冷库内存放的这批带鱼已经处在危险边缘。如果温度继续升高，鱼肉会开始解冻，细胞壁破裂，汁液流失，再冻回去就是一堆冰碴子裹着的烂肉。
他快步走出冷库，回到值班室，翻开当天的温度记录本。
下午六点的记录写着：零下十八度。记录人签名：张建军。
晚上八点的记录：零下十八度。签名：张建军。
俞寒盯着那个签名看了几秒。
张建军，就是他报到第一天马德才让他跟着学的“老张”。全科最年轻的职工，二十六岁，顶替父亲的职位进来的，对制冷一窍不通，但马德才很器重他，因为他是商业局退休干部的儿子。
十点整，俞寒在记录本上写下实测温度：零下十四度。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合上本子，靠在椅背上，盯着墙上那台挂钟发呆。钟摆左右摇晃，嗒嗒嗒嗒，象在书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他把温度记录本交到马德才的办公桌上。
马德才刚来，正在泡茶。他用的是一个搪瓷缸子，缸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茶叶是直接从铁罐里抓的，一把扔进去，开水一冲，整个办公室都是茉莉花茶的香味。
“马科长，”俞寒把记录本翻到昨晚那页，“昨天夜班我查了3号冷库，实际温度只有零下十四度，但之前的记录写的都是零下十八度。我怀疑温度计可能有偏差，或者……”
马德才端着搪瓷缸子的手停了一下。
他放下缸子，拿起记录本，看了一眼俞寒写的数字，又看了一眼张建军签的那几行。
“你用什么量的？”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沉。
“冷库里面的水银温度计。”
“几号位置？”
“最里面那支，还有东侧那支，两支的读数都在零下十四度左右。”
马德才把记录本合上，扔回桌上，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茉莉花的香味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但空气里的温度降到了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