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恩
普拉特教授：
感谢您在《纽约书评》上花了两千字来討论我的小说。对於一个计程车司机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毕竟，您平时评论的对象是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而我平时打交道的对象是醉鬼和皮条客。我们能在同一份报纸上出现，本身就说明美国还是一个充满奇蹟的国家。
您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类型文学是“廉价的情感刺激”，是“糖果”，是“没有营养的”；而严肃文学——您那些谈论“人类处境的复杂性”的文学——才是值得被记住的。
我理解这个论点，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它。
但我想请您回答一个问题：莎士比亚算严肃文学还是类型文学？
我知道这个问题看起来很蠢。莎士比亚当然是严肃文学，他是西方文学的巔峰。他的作品被印在大学教科书里，被刻在剧院的门楣上，被用来折磨一代又一代英文系的学生。
但如果您穿越回1600年的伦敦，走进环球剧场——您会看到什么？
您会看到一个谋杀故事（《哈姆雷特》），一个復仇故事（《奥赛罗》），一个鬼故事（《麦克白》），一个关於暴风雨和魔法的奇幻故事（《暴风雨》）。
台下坐著的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伦敦的屠夫、麵包师、妓女和小偷。他们花一个便士买站票，站在泥地里看戏，往台上扔果皮。
莎士比亚不是在“揭示人类处境的复杂性”，他是在讲故事，讲能让屠夫和麵包师站在泥地里三个小时也不肯走的故事。恐惧、悬念、快感、眼泪、大笑——您所说的那些“廉价的情感刺激”——是莎士比亚手里最锋利的刀。
只不过，他用这些刀切开的东西，刚好是人类灵魂最深处的某样东西。
所以问题不在於一本书是“类型文学”还是“严肃文学”，问题在於：刀够不够锋利，切得够不够深。
您说《沉默的羔羊》像一份好莱坞剧本提案，说它的节奏是“剪辑台上的节奏”，我不否认。但您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性：也许文学的节奏不只有一种？
也许除了您所推崇的那种缓慢的、內省的、一杯茶配一下午的节奏之外，还存在另一种节奏——一种更快、更危险、更接近心跳的节奏，一种让读者翻完一页之后双手发抖的节奏？
这种节奏不比您的节奏低级，它只是不同。
您说我“选择了捷径”，说我“把才华浪费在了不值得的地方”。
教授，我想告诉您一件事。
我在凌晨两点的曼哈顿开计程车，每天有十几个陌生人从后座来了又去。他们不读《纽约书评》，他们不知道索尔·贝娄是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辈子走进书店的次数用一只手就能数完。
但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黑暗、害怕陌生人、害怕独处、害怕自己脑子里那些午夜三点钟才敢想的念头。这种恐惧是真实的，和您在学术论文里分析的“存在主义焦虑”一样真实。
我写的东西就是给他们看的。
给那些凌晨两点还醒著的人，给那些不敢关灯的人，给那些从来不会走进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但会在地铁上翻开一本三块九毛五的平装书的人。
如果这就是您所说的“捷径”——那我很乐意继续走下去。
因为文学不应该有门。或者说，如果文学有门的话，那扇门不应该只有一个方向。它不应该只朝內打开——朝著大学的研討室、朝著文学评论家的书桌、朝著那些只在鸡尾酒会上被討论的书。
它也应该朝外打开。
朝著曼哈顿的街道，朝著计程车的后座，朝著地铁，朝著便利店，朝著每一个在深夜买了一本书、只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这本书会让你睡不著觉”的普通人。
您说类型文学是糖果。
也许吧。但有时候，一个在深夜独自一人、什么都没有的人，最需要的恰恰就是一颗糖。
而好的糖果和坏的糖果之间的区別，不在於它是不是糖果，而在於它是不是用真的糖做的。
我不愿去夸夸其谈文学是什么，因为我想我不明白，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故事讲好。
最后，您在文章中暗示我的书是“黄铜”。我不確定您是否真的读完了全部一百五十页。如果您读到了最后——地下室里，女探员一个人站在黑暗中，枪响了，杀手倒了，但她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如果您读到了那一段，还觉得那只是“廉价的情感刺激”——
那我建议您今晚回家之后，关上书房的灯，在黑暗里站一分钟。
只要一分钟。
然后告诉我，黑暗是严肃的，还是类型的。
此致
敬礼
林恩
曼哈顿皇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