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秋声学了一手红烧肉。小麦说比食堂的好吃一百倍。他把红烧肉往我碗里夹，往小麦碗里夹，自己吃盘底的汤汁拌饭。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说，想把老房子翻修一下。
“西屋的墙裂了一道缝，”他说，“小麦越来越大，得给他单独一间。”
“随你。”
他真的动手了。请了假，从厂里拉回来水泥和砖。张婶的丈夫老赵过来帮忙，两个人拌水泥、砌墙，忙了三天，把西屋的裂缝补上了，还重新粉刷了一遍。又把屋顶的瓦换了一批新的，再也不漏雨了。
“你还会这个？”我站在梯子下面，仰头看着屋顶上的他。
“在南方学的。”他把一片瓦安放好，拍了拍手上的灰，“那时候在家具厂干活，老板家的房子漏雨，我去帮忙修过。”
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影子被屋顶的坡度拉得歪歪扭扭的，像一幅抽象画。
“田颖，”他忽然说，“等小麦上了大学，我们去一趟南方吧。”
“去干什么？”
“带你去看看我那几年待过的地方。那个家具厂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但那条街我记得，有一家卖肠粉的，特别好吃。我那时候想，以后一定要带你来吃。”
瓦片在他手底下一片一片安放妥当。
“好。”我说。
他低下头看我，笑了一下。笑容在阳光里晃得我睁不开眼。
修完房子那天晚上，他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桐树。花期已经过了，树上长满了绿油油的叶子，在晚风里哗啦啦响。
我挨着他坐下。
“想什么呢？”
“想我爸。”他说，“他在的时候，总说我不成器。说我不如弟弟们听话。他走的时候我十六岁，小麦现在这个年纪。他拉着我的手说，秋声，你是老大，弟弟们就交给你了。”
桐树叶子响了一阵，又停了。
“后来我拼了命赚钱，供三个弟弟读书。他们都出息了，一个在省城当医生，一个在广州做生意，最小的那个在县城开了个修车铺。他们都比我有钱，比我过得好。”
“你后悔吗？”
“不后悔。”他摇摇头，“我欠他们的还清了。现在只欠你的。”
他偏过头看我。
“田颖，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就是当年放开你的手。”
夜风起了。桐树叶又响起来，沙沙沙，像下雨。
我靠在他肩膀上，没有说话。他的肩膀宽厚而温暖，和十六年前一样，和十六年前又不一样。
日子就这么过着。
秋天的时候，小麦的期中考试考了全班第三。他把成绩单拿回来，沈秋声看了又看，把成绩单贴在堂屋的墙上，和我爸的遗像并排。
“叔，”他对着遗像说，“你孙子考了第三。等期末考了第一，我给你烧喜报。”
小麦在旁边不好意思地挠头。
“爸，第三算什么。我们班那个第一名，比我多十几分呢。”
“不急。还有两年半呢。”
沈秋声拍拍他肩膀。
“爸当初连高中都没考上。你比爸强多了。”
小麦看着他爸，眼睛里亮晶晶的。
那天晚上，小麦回学校了。我和沈秋声坐在堂屋里，一人一杯茶。茶是他从县城带回来的，说是福建的铁观音。我不会品，只觉得比白开水多了点香味。
“小颖，”他忽然开口，“我想把厂子搬到青塘镇来。”
我放下杯子。
“县城不是好好的？”
“县城离你远。”他说，“来回跑，一天少陪你好几个小时。”
“沈秋声，你是做生意的，别跟个毛头小子似的。”
他笑了，放下茶杯，走过来蹲在我面前，把我的手合在他两只手中间。
“我就是毛头小子。”他说，“在你面前，我一辈子都是。”
他的手粗糙了很多。掌心有老茧，指节上有刨床留下的疤。可被他握着，我觉得安稳。
“搬就搬吧。”我说，“反正镇上的厂房空着也是空着。”
他真的搬了。把县城的设备拆了，雇了两辆卡车拉回来。在镇东头租了一间废弃的粮站当厂房。搬家那天，小麦也从学校赶回来帮忙。
粮站比县城的厂房大了一倍。沈秋声站在空荡荡的粮库里，仰头看着高高的屋顶。
“这里可以放三台带锯。”他用手比划着，“那边做拼板区，这边做打磨区。”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和十六年前我认识的那个沈秋声眼睛里一模一样的光。
那年他刚学会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