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那片地，什么也看不出来。草长得比别处高，密，别的没什么不同。
“你看见什么了？”我问。
她摇头：“什么也没有。只有草。”
风更大了，吹得她头发散开。她瘦，站在风里，像一棵草。
“我想好了，”她说，“等建国这次回来，我告诉他。”
我心里一跳：“告诉他什么？”
“全部。”她说，“从那个人带我来，到我砸下去，到我埋他，到这二十年。全部告诉他。”
“为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天快黑了，她的脸看不清，但眼睛亮得吓人。
“因为我不想再搬那盆花了，”她说，“二十年了，我搬够了。”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会怎么对你？”我问。
“不知道，”她说，“可能恨我，可能告我，可能……算了。”
“你不怕？”
她沉默了很久。
“怕，”她说，“但更怕他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是谁。”
我看着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等了二十年，不是等他回来，是等他准备好。
准备好听她说这些。
准备好知道她是谁。
准备好接受一个杀了人的女人。
那天晚上，我陪她在空地站了很久。天黑透了，星星出来，风停了，草不动了。
“回去吧，”我说，“明天还要上班。”
她点点头，跟我往回走。
走到她家门口，她停下来，转身看着我。
“田会计，”她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听我说这些，”她说，“二十年了，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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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她，忽然有点想哭。
“我明天再来。”我说。
她笑了，点点头，推门进去了。
我站在门外，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着窗台上那盆吊兰。它在月光下，叶子垂着，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纸。
我往回走，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
她家亮着灯，昏黄的，从窗帘缝里透出来。
第五天，春兰没出门。
我下班去找她，院门关着，敲了半天没人应。窗户也关着，窗帘拉着，看不见里头。
我站在门外，有点慌。
又敲，还是没人应。
我绕到后头，从那个小窗户往里看。窗帘拉着，什么也看不见。
我站在那里，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一看，是卖豆浆的老陈头。
“找春兰？”他问。
“嗯，她在家吗？”
老陈头摇摇头：“一大早出去了，背着个包袱，往村口走的。”
我心里一紧：“去哪儿了？”
“不知道，”老陈头说，“问她也不说，就是低着头走。”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走了？
她不是说等建国回来告诉他吗？怎么走了？
我跑回她家门口，又敲，还是没人应。我推了推门，门开了，没锁。
我进去，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放着一张纸。
我拿起来看，是那张发黄的信纸，建国二十年前写的。旁边还有一张纸，新的，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
“田会计，我走了。别找我。那盆花，你帮我搬。”
我看着那张纸，手在抖。
我跑出屋，跑到窗台前，那盆吊兰还在。我把它搬起来，翻过来，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
我站在那儿，捧着那盆花，不知道该干什么。
春兰走了。
她真的走了。
我站在她家门口，捧着那盆吊兰，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
“二十年了，我搬够了。”
她不是等建国准备好，是她自己准备好了。
准备好离开。
准备好把一切都放下。
我抱着那盆花往回走，走到巷子口，碰见小刘。
“田姐，”她看着我手里的花盆，“这不是周建国家的吗？怎么在你手上？”
我没说话，继续走。
“田姐？”她在后面喊，“你怎么了？”
我回到家，把花盆放在阳台上。我妈看见了，问哪来的，我说朋友的。
晚上吃饭，我没胃口，吃了几口就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