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前女友。”
办案人员对视一眼。前女友现男友的现女友？不对，准确地说——真真同时和郑先生、郭某保持着关系。郑先生是明面上的正牌男友，而郭某，是那个“藕断丝连”的前任。
“我和她谈过一段时间。”郭某的声音很低，“后来分了，但还是会见面。吃饭、约会，都有。”
“你知道她有新男朋友吗？”
“知道。”
“你不介意？”
郭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注意力忽然飘向了别处，眼神空洞地盯着审讯室的某个角落，然后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她现在过得好多了。”
这句话里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不是怨恨，不是嫉妒，更像是一种委屈——一种“凭什么”的委屈。
郭某的经济状况被迅速查清。月收入两千多，在上海这个城市，这个数字意味着连活着都是一种奢侈。他租住在郊区一间隔断间里，房租每月一千二，剩下的钱要吃饭、交通、通讯，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连泡面都吃不起。
案发前三天，房东给他打了电话，催缴下个季度的房租。三千六百块，他拿不出来。
“我就是想去找她借点钱。”郭某反复强调这句话，“我们毕竟好过一场，她不会见死不救的。”
案发当天中午，他给真真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想她了，想见一面。真真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新住址告诉了他。她大概觉得，光天化日之下，人来人往的公寓楼里，不会出什么事。
她没想到的是，郭某根本没有走正门。
“我不想让她男朋友知道我来了。”郭某的解释听起来甚至有些合乎逻辑，“她男朋友好像不太喜欢我。”
他不知道的是，郑先生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翻窗进入后，两个人说了什么，郭某的供述前后矛盾了三次。一开始他说真真同意借钱，后来又改口说真真骂了他一顿，最后在反复追问下，他才说出了真相。
“我说我房租交不上了，问她能不能借我三千块。她说她也没钱，说她也是寄人篱下，说她的钱都是她男朋友管的。我不信，我说你穿的衣服、背的包，哪一样不像有钱的样子？她就生气了，说我又不是你的提款机，让我滚。”
“然后呢？”
“然后我就急了。我真的急了。我房租交不上，工作也没有，她倒好，穿得漂漂亮亮的，找个有钱的男朋友，什么都不用愁。我就把她按住了，用胶带缠了她的手，让她把手机密码告诉我。她不肯，我就掐住了她的脖子。”
“她挣扎了吗？”
“挣扎了。很用力。后来就不动了。”
郭某说到这里，忽然哭了起来。不是那种悔恨的、撕心裂肺的哭，而是一种委屈的、孩子气的哭，像是一个被抢了玩具的小孩，而不是一个刚刚亲手结束了另一个人生命的人。
“我没想杀她的。”他抽噎着说，“我就是想吓吓她。我就想让她帮帮我。”
尸体被藏进床板下之后，郭某本打算从窗户原路返回。但那个他翻进来的窗户，不知为何从里面打不开了。他在屋里站了几分钟，然后做了一个大胆到近乎荒诞的决定——他整理了一下衣服，把卫衣的帽子重新拉好，然后从正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有监控，大厅里有监控，大门口也有监控。他就这么面无表情地走过了所有的镜头，像是一个普通的访客，刚刚拜访完朋友，礼貌地告辞。
公寓附近的河里，打捞出了一部手机。真真的手机，屏幕碎裂，已经无法开机。郭某说，他试了几次密码都不对，怕手机被追踪，就扔进了河里。
他大概不知道，即使手机关机，基站也能定位到它的最后位置。而那个位置，恰恰就在他扔手机的那座桥附近。
案件告破，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只用了六个小时。
但是，这个故事真的结束了吗？
办案人员在整理物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细节。真真床板下面的空间，长一米九，宽一米五，高只有不到三十厘米。一个成年女性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