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块拼图是保险单。从2011年初开始，陈家富先后向五家不同的保险公司投保，被保险人是陈婉婷，受益人是陈家富。他选的全部是意外险，因为意外险的审核比寿险宽松，不需要体检。五份保单的投保时间分散在一年之内，显然是为了避免触发保险公司的风控机制。这个人做事的细致程度，让人后背发凉。
第二块拼图是精神障碍证明。2011年12月，陈家富首次到三军总医院精神科就诊，主诉失眠、焦虑、幻听。医生给他开了安眠药和抗焦虑药物。2012年1月他复诊，症状描述加重，声称听到有人在耳边说话。2月、3月连续就诊，药物剂量逐步增加。2012年3月底，他拿到了中度精神障碍的证明。
但专案组找到了给他看诊的医生。医生说，陈家富描述的症状非常标准，标准到像是照着教科书念的。幻听内容是“有人要杀我”，被害妄想的表现也很典型。当时医生没有怀疑，因为没有人会主动装精神病——精神障碍证明在台湾社会不是什么好东西，拿了反而会影响工作和社交。
但如果你是为了杀人之后脱罪呢？
那张证明的申请时间，几乎和他开始买保险的时间重叠。
第三块拼图是案发当天的行程。2012年12月9日，星期天。当天上午陈母从基隆到三重来看女儿，母女俩在屋子里待了两个多小时，陈家富也在。邻居说听见屋里传出说话声和笑声，没什么异常。下午两点，陈母坐车回基隆。
那是陈婉婷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活着。
法医后来根据组织降解程度反推，陈婉婷的死亡时间大致在12月9日晚上到12月10日凌晨之间。
也就是说，母亲刚走，哥哥就动手了。
后面的故事，是陈家富的妻子刘某补上的。
刘某是福建人，2012年12月30日从福州飞回台湾。她推开门的时候，陈家富在家，但屋子里有一股味道。不是那种明显的尸臭，而是更淡的、藏在空气里的一丝甜腻腻的异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慢慢腐败。
她问陈家富什么味道，陈家富说可能是外面飘进来的，然后把窗户打开了。第二天，她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洗了一遍，又把床挪了个位置，喷了半瓶空气清新剂。味道淡了，但没有完全消失。
她没有多想。
直到有一天，她打开冰箱冷冻室拿肉。
冰箱最下面那层抽屉冻住了，拉了好几下才拉开。里面塞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冻得硬邦邦的，袋子外面结了一层白霜。她伸手去拿，手指碰到袋子里的东西，形状不对。
圆的。硬的。上面有凸起，像是鼻子，像是耳朵。
她松了手，把抽屉推回去，站起来，走回卧室，开始收拾行李。
第二天她就飞回了福建。她跟陈家富说的是家里有急事，实际上她一到福建就躲回了娘家，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后来福建警方找她问话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我知道那是人头。我没有看，但我知道。”
她还说了一件事。陈家富曾经提过要给她也买保险，保额很高，受益人写他的名字。她没同意，后来因为她的居留证件过期了，事情就搁置了。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如果我的证件没过期，现在被盐腌的，可能是我。”
至于陈婉婷的身体去了哪里，警方花了将近两周才找到答案——或者说，找到了找不到的答案。
他们挖开了大同南路十九巷的化粪池。
抽粪车轰隆隆地工作了整整一个上午，化粪池里的东西被一车一车抽出来，铺在空地上的塑料布上。刑事鉴识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拿着镊子和筛网，在那座粪便和污水堆积的小山里一点一点地翻找。
没有大块的尸骨。没有能辨认的人体组织。
但他们找到了别的。
下水管道的内壁上，附着一层油脂状的残留物，提取之后检出人类DNA，与陈婉婷匹配。楼下住户的排水管里，同样检出相同DNA。管道弯头处堆积的碎屑中，找到了细小的骨渣，最大的不超过米粒大小。
住在楼下的住户告诉警方，那段时间经常听到楼上传来一种很闷的、持续很久的嗡嗡声，像是绞肉机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