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旭闻言，神色一肃，并未立即作答，而是先起身走到门边，确认房门紧闭，窗外无人，这才返回坐下极为认真地看着李格非道：“李相公，在谈论此事之前，你我需先立个规矩。今日在这书房之内，无论谈及何等惊世骇俗之言，走出此门东某绝不会承认这些言论出自于我。它们，将来或许只会记录成册，传于我的弟子，作为一家之言私相授受。”
李格非见他说得郑重，也收敛了随意之态，正色道：“老夫虽不才，亦知‘言出有信，闻者守密’之理，绝非那等搬弄口舌之辈。你但说无妨！”
东旭这才点头放心了不少，他也不怕这老头子被自己的话给说死了。
酒气上头的他早对宋儒那套融汇佛老、空谈心性的治学路径心存不满，觉得他们已偏离孔孟之道甚远，反倒不如被后世归为法家的荀子、韩非在某些方面更贴近早期儒家的经世致用。
他略作沉吟，清淅言道：“在先秦之前，儒家所为，无非是树立起两面大旗：一曰‘礼法’，规范秩序；一曰‘仁义’，函养德行。此二者，尤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李格非听到此处，眉头一皱，忍不住打断道：“且慢！‘忠’呢？‘忠君’之大义，岂能被你轻易略过？”
东旭敛容，目光锐利地看向李格非，沉声说道：“李相公，遍览儒家原始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可有哪一本是教人无条件‘忠君’的？经典所载，皆是教人‘忠于礼’，‘忠于事’，‘忠于道’！只因君王在理想状态下，代表了治理天下的‘礼法’之化身，故而才会衍生出要求臣民‘忠君’之论，此乃‘礼’之延伸。”
李格非倒吸一口凉气，只觉一股寒意自脊椎升起。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离经叛道，简直是要皇帝老儿的命啊！
东旭不待他反驳，继续解释道：“东某之所以认为荀、韩二人之学，实为儒家重要支脉，正因法家弥补了早期儒家一个至关重要的缺失！那便是阐释了‘君’为何必须遵循‘礼’，为何需要‘法’来约束。唯有厘清此节，方能说明白，百姓为何需要‘忠君’，为何需要践行‘仁义’。”
“在法家看来，正因春秋礼崩乐坏，战国杀伐不休，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故而需要‘定于一’，需要统一的‘礼法’来结束混乱恢复秩序。为了这至高无上的秩序（礼法），才需要效忠那个能维护此秩序的君王（皇帝）。故而‘忠君’实则是儒家外部的法家思想，对‘礼法’体系至关重要的补充。儒法二者，于此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后世便由此衍生出一个看似颠扑不破的道理：效忠皇帝便是维护天下的礼法，从而保障天下的秩序，最终确保百姓的生存与生活。”
东旭话锋一转，言辞愈发犀利：“然而，‘天子’与‘皇帝’，岂是一样？‘天子’代表了儒家的至高之‘礼’，像征着承天受命、德配天地。而‘皇帝’则代表了法家的至高之‘法’，像征着干纲独断、权力集于一身。事实上，‘天子’即不等于‘皇帝’，‘皇帝’亦不等于‘天子’！”
李格非只觉得脑海中“轰”的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炸裂开来。
他惊恐地望着东旭，骇的老爷子差点就要滚落在地上了。
他听懂了，而且听得明明白白！
东旭所言，直指王朝权力结构的内核矛盾，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的矛盾。
“天子”之位，关联的是“仁义礼智信”这套源于人伦自然、构建社会秩序的“礼”，它如同人与人交往的底层规约，自下而上构筑起地方治理，最终汇聚成中央政权，形成这道名为“礼”的文明护城墙。
而“皇帝”之位，关联的则是“天地君亲师”这套强调等级与服从的秩序，其本质是维护“礼”的工具，用以清除那些破坏秩序的“悖逆”，其执行者，便是中央集权下的官僚集团，亦即他们这些士大夫阶层。
这意味着，中央政权都是以“法”等强制手段来维护“礼”的。
李格非想起历代宫廷的“六玺”制度。
“皇帝三玺”与“天子三玺”并存，皇帝之玺更多用于国内政务，面向郡县臣民；而天子之玺则用于对外交涉，特别是与周边藩国。
为何会感觉其中透着别扭与不对劲？
原因就在于，自秦一统六合，废封建行郡县之后，原本的“藩国”与“郡县”在法理上已合并为“臣民”。
北宋对于更外围的辽、夏等政权失之礼仪的大旗，大宋的“天子”早已失去了作为天下共主以“礼”维系宗藩关系的能力与地位。
说白了，就是“天子”对于集权帝制之外的广阔世界，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与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