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纽约。
联合国大会的辩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天。林越坐在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面前的桌上摊着厚厚一摞文件。他是代表团的副代表之一。代表团团长是乔同志，副团长是黄同志，原来苏欧司的司长陈同志也在其中，是代表之一，成员包括外交部各司局抽调的精干力量。林越精通英、法、阿三门外语，熟悉非洲和中东事务，在开罗期间与多个非洲国家使团建立了良好关系。
联合国大厦。大理石的地面光可鉴人，各国代表的席位上插着五颜六色的国旗。一切庄重而陌生，但他没有太多时间去感受。代表团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每天上午碰头会，下午出席联大辩论，晚上整理材料、起草电报、与各国代表磋商。
乔团长坐在代表团席位的中央，神色沉稳，目光锐利。他五十多岁，身材不高，但气场强大，说话时语速不快，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林越的座位在侧后方，与法语组和阿拉伯语组的同事相邻。他的任务是与法语和阿拉伯语国家的代表团进行直接沟通，了解他们的立场，传达中方的意图，并在必要时参与小范围磋商。
“林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代表明天上午有空，你约一下，我们谈一谈。”乔团长翻着文件，头也不抬地说。
“已经约好了，明天上午十点，在他们代表团的办公室。”林越回答。这些联络工作，他在开罗时就已驾轻就熟。阿尔及利亚驻埃及大使与他私交不错，此次联大期间，两国代表团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
“还有，摩洛哥方面对提案的措辞有些疑虑，你去解释一下。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不能含糊，但方式可以灵活。”乔团长补充道。
“是。”林越在笔记本上记下。
十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这一周里，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安静过。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为首的二十三个国家提出的“两阿提案”，在辩论中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林越每天都守在会议厅里，不仅是记录，更是在观察各国代表的表态，分析他们的投票意向，并及时向代表团领导汇报。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各国发言的要点，边上标注着“倾向赞成”“摇摆”“可能弃权”等字样。
有一次，一位西非法语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态度暧昧，既表示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又对驱逐老蒋集团表示“关切”。会后，林越主动找到那位代表，用法语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他从两国交往的历史讲起，讲到中国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讲到坦赞铁路，讲到中法建交的意义。那位代表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林参赞，你的解释让我清楚了很多。我会向国内报告的。”
几天后，那个国家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
林越深知，在联合国这样的多边舞台，语言能力只是基本功，真正的功夫在于如何把国家政策转化为别人能理解、能接受的语言。他不是在搞“翻译”，他是在搞“外交”。
那些日子，走廊里、咖啡厅中，到处是各国代表交头接耳的身影。林越穿梭其中，用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与各方代表沟通，转达中国代表团的立场，听取对方的关切。有时是正式的会见，有时是午宴上的闲聊，有时是在走廊里“偶遇”的几分钟交谈。每一句话，每一个态度，都可能影响一张票。
美国的压力仍然很大。有些非洲国家内部存在分歧，代表团需要做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乔团长在内部会议上说：“美国人做了几十年的工作，我们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全部翻过来。但只要多争取一票，就是胜利。”
林越负责的非洲法语区国家，在“两阿提案”的共同提案国中占了相当比例。他多次与这些国家的代表举行工作会谈，逐条解释提案的内容，打消他们的疑虑。一些国家的代表起初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知之甚少，甚至有人问：“中国会不会像苏联一样搞霸权？”林越耐心地解释中国不称霸、不干涉内政、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贯立场。这些面对面的沟通，不是翻译可以完成的，需要的是外交官的政治判断和沟通艺术。
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
联大会场里座无虚席。各国代表都已入座，气氛凝重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中国代表团坐在指定的席位上，乔团长面色平静，但握着手稿的手指微微泛白。林越坐在侧后方，手心全是汗。
第一项表决：美日等国的“重要问题”提案——要求恢复中国席位需三分之二多数。大会主席宣布唱票。一个个国家的名字被念出来，一声声“赞成”“反对”“弃权”在会场里回荡。林越的耳朵竖着，心提到了嗓子眼。
结果：五十九票反对，五十五票赞成，十五票弃权。“重要问题”提案被否决了。
会场里一阵骚动。林越紧握的拳头猛地松开，指甲在掌心掐出了印子。这意味着，恢复中国席位只需要简单多数。
短暂的寂静之后，第二项表决开始。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