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端着果汁的手微微发颤。尼日利亚驻埃及大使走过来，主动向他敬酒，用法语说：“林参赞，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是的，历史会记住这一天。”林越用同样的法语回答，语速不疾不徐，口气不卑不亢。

    三月二十六日，喀麦隆建交。七月二十九日，塞拉利昂建交。

    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传到开罗。

    那天使馆内部开会，柴大使通报了情况，语气平静，但在场的人都听出了话里的分量。美国这个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旗手”，终于开始松动了。

    这意味着什么，他太清楚了。这意味着那些年复一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孤军奋战的日子，终于要迎来转机。而那些“赞成票”里，有太多非洲兄弟的身影。坦桑尼亚、赞比亚、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十几个非洲国家在六十年代陆续与新中国建交，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仗义执言，为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奔走呼号。如今，这个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林越想起他在开罗见过的那些非洲外交官，他们的国家有的已经建交，有的还在观望。但无论何种情况，他从未在他们脸上看到居高临下的施舍。他们望着他时，眼里的是平等、是期待、是“我们也想站起来的渴望”。他和他们，是同一代人。他们的父辈扛过枪，他的父辈扛过枪。他们的国家被殖民过，他的国家被侵略过。他们有太多可以共鸣的地方。

    九月十二日，卢旺达建交……

    每建交一个国家，林越都要做大量的前期铺垫。他仔细研读每个国家的国情资料，通过埃及外交部或友好国家的使节，与尚未建交国家的外交官取得联系。他请他们到中国使馆做客，吃饭、喝茶、看中国电影。在那些饭桌和茶叙之间，中国的立场、中国的善意、中国的期盼，一点一点地传递出去。

    最让他难忘的是与塞内加尔驻埃及大使的交往。那位大使是老牌外交官，最初对新中国很冷淡。林越没有放弃，前后与他见了七次面。从第三次开始，对方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开始主动询问中国的外交政策。到第五次，那位大使带着他的夫人一起来了。到第七次，他在宴会上当众举杯：“为中国的伟大成就干杯。”那是建交前两个月的事。

    九月中旬。

    林越是从内部简报上看到消息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他把简报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那些年的风风雨雨，想起了父亲被关押的日子，想起了岳父在信中写的“艰难时局”。

    他没有说话，只是把简报折好，收进抽屉。他知道，国内的动荡不会改变中国走向世界的大趋势。正如父亲当年说的：“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往远处看。”父亲所指的“远处”，就是世界舞台的中央。

    九月下旬，林越收到国内紧急调令。

    柴大使把他叫到办公室，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还有一杯已经凉透的茶。“林越，国内来电，命你即可回国，参与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参会的筹备工作。”柴大使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这是大事，是历史性的大事。组织上选中你，是因为你的法语、英语、阿拉伯语三门外语都能上手，在联合国这样的多边舞台，你一个人能顶三个人。”

    林越沉默了片刻。“什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柴大使看着他，“你参赞的职务暂时保留。沈洁和孩子先留在开罗，等你到了那边安顿下来，再看情况安排。”

    那天晚上，林越回到宿舍，把消息告诉了沈洁。

    沈洁正在叠维桢的衣服，闻言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她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回去多久？”

    “还不知道。”林越在她旁边坐下，握住她的手。

    沈洁没有说话，把叠好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放进衣柜里。维桢抬起头，问：“爸爸要去哪里？”林越把他抱起来，说要回一趟老家再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国家，很多人在开会。维桢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睛。维遥抱着布兔子站在门口，怯生生地问：“爸爸还回来吗？”

    “回来的。”林越摸了摸女儿的头，“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维栋坐在一旁，正在啃一块面包，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爸爸”，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

    沈洁把林越的行李箱收拾好，一件一件地叠，一件一件地往里放。他的衬衫、他的领带、他的皮鞋。她把外套叠得方方正正，压在箱子最上面。

    收拾完，她坐在床边，静静地看了他一眼。“你去吧，家里有我。”

    （第一百六十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