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春节，这是林建设第一次没有在家过的年。身边没有父母，没有哥哥姐姐、没有嫂子、没有侄子侄女。
腊月二十九那天，祁家村飘了一场薄雪。知青点的几个人都都在。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路远，车票贵，家里也不一定有人在。家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遥远的故乡。
建设坐在屋里，翻着那本已经卷了边的数学书。隔壁屋的老杨在吹口琴，断断续续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另一个知青小陈在写日记。还有几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谁也没有提过年的事。
除夕那天，祁村长把知青点的所有人都叫到家里吃年夜饭。
堂屋里摆了一张大圆桌，是祁村长从邻居家借来的。桌上有炖鸡、腊肉、炒鸡蛋、花生米，还有一壶自家酿的米酒。祁婶在灶台前忙了一下午，把攒了半年的好东西都拿了出来。祁同伟穿着一件洗的掉色的红棉袄，但整齐干净，跑来跑去，给每个人倒水。
“来来来，都坐下。”祁村长招呼大家，“你们爸妈不在身边，这儿就是你们的家。过年了，吃顿好的。”
老杨端起酒杯，眼眶有些红。“祁叔，谢谢您。”
“谢啥，吃！”祁村长一挥手。
建设坐在角落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米酒不烈，甜的，但喝下去的时候喉咙发烫。他看着满桌的人，知青点的几个同伴，祁村长一家，忽然觉得，这个年也没有那么难熬。
祁同伟挤到建设旁边，仰着脸问：“叔叔，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听你们说。”建设摸了摸他的头。
“那你说句话嘛。”
建设想了想，说：“新年好。”
祁同伟咧嘴笑了。“新年好！”
春节过后没几天，祁村长又来找建设了。
那天建设正在屋里看书，祁村长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粥。他把碗放在桌上，没有走，在凳子上坐下，掏出旱烟袋点上，吸了一口。
“建设，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您说。”
“你教同伟识字，我看见了。”祁村长往地上磕了磕烟灰，“村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还有很多，都没人教，村里没有几个认识字的。我想办个学堂，让孩子们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算个数。”
建设放下书，认真听着。
“你是北平来的，有文化。”祁村长看着他，“我想让你来当这个学堂的负责人，校长。村里的知青有七八个，大家都有文化，都来上课，你牵头，把这件事抓起来。你觉得行不行？”
建设愣了一下。“祁叔，我年纪小，才十七……”
“年纪小怎么了？”祁村长打断他，“你有学问，肯干，村里人服你。我问过其他知青了，他们都同意。你就别推了。”
建设沉默了片刻。“那……我试试。”
“不是试试，是干。”祁村长站起来，“教室我已经找好了，生产队仓库旁边那间空房，收拾收拾就能用。书本你看着办，能弄到什么算什么。开春了就开学。”
消息很快在知青点传开了。
老杨第一个表态：“建设当校长，我赞成。他有文化，那本数学书都快被他翻烂了，我们谁比得上？”
小陈也点头：“建设平时话不多，但心里有数，做事也踏实。他牵头，我服。”
其他几个知青也没有意见。建设在知青点年纪最小，但大家都认可他——他不爱说话，但干活从不偷懒；他不跟人争，但什么事都心里有数。祁村长说“你当校长”，没有人觉得不服气。
开学那天，来了二十几个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四五岁，挤在生产队仓库旁边那间不大的屋子里。墙上挂着一块木板，刷了锅底灰，是祁村长亲手做的黑板。
建设站在那块自制的黑板前，手里捏着一截粉笔，深吸一口气。老杨、小陈和其他几个知青坐在后排，等着听他安排。他定了定神，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字——“人”。
“这个字念‘人’。”建设说，“一撇一捺，互相支撑，就是‘人’字。我们做人，也要像这个字一样，互相支撑，互相帮助。”
孩子们跟着念：“人。”
祁同伟坐在最前面，背挺得笔直，两只手规规矩矩地叠放在桌上，念得最大声，小脸绷得紧紧的。
建设没有教材。他把从北平带来的书翻了又翻，又翻出笔记本，自己编。晚上，他坐在煤油灯下，把第二天要教的内容写在纸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算术题、生字词、小故事，他能想到的都写进去。知青点的几个人也帮忙，老杨教唱歌，小陈教语文，大家轮流上课。
学堂没有名字。村里人叫它“学堂”，孩子们叫它“学校”。建设也不在意叫什么，只要能上课就行。
祁同伟是学堂里最小的学生。他记忆力惊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