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初，汉东省的冬天比北平来得晚，却一点也不含糊。火车在平原上跑了一天一夜，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灰墙红瓦变成光秃秃的田野，又变成连绵起伏的山丘。建设靠在车窗边，看着那些陌生的地名一站一站地往后退，心里空落落的。
他要去的地方叫汉东省岩台市大屯乡祁家村。
火车在岩台站停下时是凌晨四点多，天还没亮。站台上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照着光秃秃的水泥地。他拎着皮箱走出来，冷风灌进领口，冻得他直哆嗦。出站口有负责接待知青的人，有人在喊“大屯、大屯”，喊声粗粝，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建设走过去，是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卡车，车厢里铺着稻草，已经坐了七八个人。他把皮箱扔上车，爬上去，缩在角落里。后来陆续上来不少人。
卡车在土路上颠簸了将近两个钟头，一路上坑坑洼洼，摇得他浑身骨头都快散了架。他身边的几个人都在说话，聊的是各自被分到了哪个公社哪个大队，语气里有兴奋，也有不安。建设没有参与，只是静静的听着。他记性很好，大屯乡这个名字，报到通知上印了好几个地方。他是分配到祁家村的，但祁家村是个什么模样，他不知道。
天快亮的时候，卡车在一个路口停下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念名字和去向。建设听见有人被念到的名字的时候，拎起行李下了车，等人来领。
接他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脸膛黑红，个子不高，穿着对襟棉袄，头上裹着一条灰白的毛巾。他走到建设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伸出手，又缩回去了。
“你是林建设？”声音不大，带着浓重的口音，尾音拖得很长。
建设点了点头。
“我姓祁，祁家村的村长也是村支书，你叫我祁叔就行。”除了建设还有两个男知青。
祁支书见到人齐了就说，“走吧，路不远，十来里。”
建设拿着行李默默跟在后面。翻过一道土坡，又穿过一片收割过的庄稼地，远远地看见炊烟从树梢上升起来，村子就在前面了。祁家村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大多是土坯墙，茅草顶，零零散散地坐落在一片缓坡上。村口有棵大槐树，树干粗得几个人都抱不住，枝叶在晨风里哗哗地响。
村里人还没出工，有几个妇女在井台边打水，看见老村长领着三个陌生人走进来，好奇地张望。
“城里来的知青！”有人朝着槐树根下的老汉喊了一嗓子，“祁村长家又添人了！”
知青点就在生产队附近，一排简陋的茅草屋，已经有几个知青入住了。
建设被安排在一间小屋里。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一把缺了腿的椅子、一盏煤油灯。墙是泥土夯的，刷了一层白灰，有的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的黄泥和草筋。窗户是木头的，窗纸破了好几个窟窿，用报纸糊着。
“先住这儿。条件不好，将就些，缺什么跟我说。”
“谢谢祁叔。”建设说。
祁村长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没再多话。
建设把行李收拾好，棉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从北平带来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条被子、一个搪瓷缸子，还有几本书。他把书摆在桌上。建设打开一本，看了两页，又合上了。不是不想看，是看不进去。
夜里，他一个人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外面的风声。风从窗纸的破洞里钻进来，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了爹，想起了娘，想起了哥哥姐姐。他闭上眼睛，把被子蒙在头上。
第二天，祁村长来了。
“都跟我出工去。”祁村长站在门口喊道。
建设把棉袄扣子扣好，跟着祁村长出了门。
农活他一样都不会。城里长大的孩子，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祁村长叫他跟在一帮妇女后头，在地里捡红薯。红薯已经刨过一遍了，地里剩的多半是些歪瓜裂枣的小疙瘩。大家弯着腰，把那些漏掉的红薯从土里刨出来，扔进筐里。建设跟着学，没一会儿腰就酸了，手也被土里的碎石头划了几道口子，他也不吭声，继续刨。
旁边一个大婶看见了，小声对身边人说：“这孩子，也不叫苦。”另一个说：“城里来的，能受这苦？过两天就该哭鼻子了。”
建设听见了，没有说话。
祁家村的日子枯燥得很。一天三顿，红薯、玉米糊、腌咸菜。油水少得可怜，建设很快就瘦了，下巴尖尖的，眼窝也凹了下去。但他没跟任何人抱怨，也没给家里写信。他不知道该写什么。说“我挺好的”？骗人。说“我吃不了苦”？让人笑话。
村口不远，那棵大槐树旁有一块平整的空地，建设有空的时候会静静地坐在这里看着路口的方向。
“叔叔，你是从北平来的吗？”
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从身后响起来。建设转头，看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