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七月，巴黎的夏天来得不温不火。
塞纳河畔的梧桐树绿得正浓，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来，在河面上泛起细碎的金光。
林越却没什么心思欣赏这些。沈洁的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他已经向使馆请了假，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
七月八日，天还没亮，沈洁的肚子就开始疼了。
林越把她送到医院时，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妇产医院的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偶尔有护士脚步匆匆地走过。林越扶着沈洁在待产室的床边坐下，她的手攥着他的衣袖，攥得很紧。
“别怕，我在。”林越的声音很轻，握着她的手，掌心里全是汗。
沈洁抬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弯，还没来得及说话，又一阵疼痛袭来，她咬紧嘴唇，脸色发白。
产房的门关上了。林越被挡在外面，只能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椅面冰凉，他坐立不安，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坐下，又站起来。
天光大亮的时候，产房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
林越猛地站起身，快步走到产房门口。门开了，护士抱着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走出来，用法语说：“恭喜，是个男孩，母子平安。”
林越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小小的生命。婴儿的脸皱巴巴的，眼睛还没睁开，但哭声响亮，小拳头攥得紧紧的。他低头看着这张小脸，心里涌起一股热流，眼眶有些发热。
“维栋。”他在心里念着这个名字，“林维栋。”
沈洁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但眼神明亮。林越把维栋放在她身边，沈洁侧过头，看着那个小小的婴儿，嘴角弯了起来。
“像你。”她说。
“像你。”林越握紧她的手。
沈洁被安排进病房后，林越下楼去办手续。走到一楼大厅时，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五十来岁，穿着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站在护士站前，焦急地询问着什么。
“杜波瓦先生？”林越有些不确定地叫了一声。
那人转过身，仔细打量了他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林先生？您是林先生吗？广交会，一九五七年，您是我的翻译！”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一九五七年，第一届广交会，他接待过一位法国客商，姓杜波瓦，做工艺品生意的，买了漆器和景泰蓝。那时候他还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翻译，杜波瓦先生四十出头，风度翩翩，谈吐优雅。
“正是我！”杜波瓦先生高兴地伸出手，紧紧握住林越的手，然后指了指楼上，“我的老友今天做手术，我来看望他。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十年都过去了，您怎么在这里？”
林越笑了笑：“我的太太刚生了孩子，就在楼上。”
“恭喜恭喜！”杜波瓦先生满脸欣喜，“这是您的几个孩子？”
“第三个。这是次子。”
“太好了！”杜波瓦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林越，“这是我的地址和电话。等您夫人和孩子安顿好了，请一定告诉我，我要去拜访您，我们好好叙叙旧。”
林越接过名片，也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了他。
沈洁在医院住了三天。出院那天，杜波瓦先生亲自开车来接，说要送他们回家。
林越本想推辞，但杜波瓦先生执意不肯。他的车是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宽敞舒适。杜波瓦先生开车，不时回头跟林越说话。
“林先生，您后来还在外交部工作吗？”
“是的，现在在驻法使馆。”
“太好了！我一直记得您的法语说得很好，还有那个姓李的香港商人，您还记得吗？我后来去参加广交会时还遇到他，他还问我有没有您的消息。”杜波瓦先生絮絮叨叨地说着十多年前的事，语气里满是怀旧。
林越听着，心里涌起一阵暖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遇见故人，是一种难得的慰藉。
回到使馆宿舍，杜波瓦先生告辞离去。
维桢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就跑到床边看弟弟。维栋睡着了，小手攥着拳头，呼吸均匀，小胸脯一起一伏。
“爸爸，弟弟叫什么名字？”维桢问。
“维栋。栋梁的栋。”
“什么是栋梁？”
“就是盖房子最结实的那根木头，能撑起整座房子。爸爸希望你弟弟长大以后，也能撑起一片天。”林越揉了揉他的头发，“你和维遥也一样，都是爸爸的栋梁。”
维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趴在床边，轻轻碰了碰弟弟的手指。维栋的小手立刻攥住了他的食指，攥得紧紧的。
“爸爸，他抓住我了！”维桢惊喜地喊。
维遥也凑过来，伸出小手，也想让弟弟抓。维栋的另一只小手也攥住了她的手指。兄妹三人，在那一刻，像是被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