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春节的喧闹还没散尽，南锣鼓巷的院子里还残留着炮仗的火药味。
林越接到人事司的通知：任命为西欧司一处副处长。与两年前相同的职务，相同的行政十七级。在外交部的人事档案里，这是一次平调——从驻法使馆二等秘书回国，在同一级别的岗位上重新起步。但林越心里清楚，这不是原地踏步。驻外一年的经历，中法建交谈判的全程参与，让他的履历多了一份无法替代的厚度。
林越重回西欧司的任命很快在司里传开了。老张收到消息后特意过来找他。
“又回一处了？绕了一圈又回来了。”老张笑着说。
“绕了这一圈，不一样了。”林越也笑了。
三月，北平的春天还在来的路上。百万庄的老槐树光秃秃的，但风已经不像腊月那么扎脸了。
林越的生活恢复了节奏：白天在部里上班，处理西欧方向的文件和会务；晚上回到南锣鼓巷的院子，陪沈洁一起带孩子。维桢已经能自己走了，不用人扶，摇摇晃晃地”。维遥五个多月了，醒着的时候喜欢盯着头顶的彩色布条看，小手小脚不停地蹬。
但林越心里清楚，这样安稳的日子不会太久。他必须利用每一段平静的时间，把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不是为了升职，是为了在复杂的环境下，有更多的选择。
阿拉伯语，是他给自己选的下一个工具。
他找到部里西亚北非司的老马——五十年代在开罗当过外交官，阿拉伯语说得地道。
“老马，我想学下阿拉伯语。”林越直截了当。
老马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他：“你学阿拉伯语干什么？你管西欧的。”
“多学一门，总没坏处。”林越笑了笑。
老马没有多问。外交系统的人对这种事见怪不怪——谁还没有个自学的爱好呢？“发音是关键。阿拉伯语有二十多个喉音、齿间音，汉语里根本没有对应的音，发不准就全变了意思。你先跟着我念几遍，我回头给你拿些录音带，你多听下自己反复练。”
林越点点头，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在上面快速记下发音要领。
从那天起，他每天早晚多了一项功课：对着录音带练发音。那些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刚开始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像人类的语言。维桢趴在炕边看着他张嘴闭嘴地练习，以为爸爸在跟自己玩，咯咯地笑。
“爸爸在学说话呢。”沈洁把维桢抱起来，笑着说。
“比他学习还早。”林越合上笔记本，揉了揉发酸的喉咙。
学了半个月，他能把字母的发音说个大概了，但调子还是不对。老马听了直摇头：“调不对，阿拉伯人听不懂。”林越知道，光靠老马带不够，他需要更系统的指导。
三月底的一个周六下午，林越骑车去了北大。
燕园里的迎春花开了，星星点点的黄，沿着未名湖岸铺开。博雅塔的影子倒映在水里，安安静静的。多年过去了，这里还是老样子。
没过多久来到曹教授的办公室。林越站在门口，理了理衣领，稳了稳心神，抬手敲了敲门。
“进来。”
林越推门进来，曹教授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毛衣，袖口磨得起了毛。他比林越上次见时又老了些，头发白了大半，但背还是挺得笔直。看见林越，他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
办公室里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旧纸的味道。书架上塞满了俄文、英文、法文的书，有些书页已经泛黄。曹教授坐在椅子上，用手指了指对面的藤椅。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月底，回国述职。部里安排我回西欧司，暂不出去了。”
曹教授点了点头，目光在书桌上摊开的外文期刊上停留了片刻，又转回来看着林越。“俄语没丢吧？”
“没丢。”
“法语怎么样？”
“在法国使馆工作了一年，基本都用法语。”
“那就好。”曹教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平淡，但眼神里有几分欣慰，“欧洲的方向，法语用得着。以后中法之间的交流多了，你那个位置，法语好的人不多。”
林越应了一声，没有接话。他知道曹教授是在点拨他。
“老师，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想请教您。”
“说。”
“我在学阿拉伯语。发音总是拿不准，想找一位阿拉伯语功底扎实的老师，帮我系统指点一下。”
曹教授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林越从北大俄语系毕业，学英语、法语、粤语，如今又学阿拉伯语——老师的惊讶早已被学生一次又一次的“不务正业”消磨殆尽。他放下茶杯，从旁边的书架上抽出一本薄薄的通讯录，翻了翻，拿起桌上黑色的老式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老刘啊，在家吗？”曹教授的声音比平时大了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