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傍晚，飞机平稳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驻苏联大使馆派人接应，当晚在驻苏联大使馆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大使馆派车送林越等人到机场。
林越站在候机厅的窗前，望着窗外不时起飞的飞机。
很快林越等人登上从莫斯科飞往日内瓦的飞机。
飞机穿过广袤的东欧平原，越过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脉。舷窗外，是一望无际的云海，在阳光的照射下白得耀眼，美得壮阔。
傍晚时分，飞机顺利降落在日内瓦国际机场。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机场的灯光次第亮起，璀璨的灯火照亮了夜空。
宋代办带着先遣小组快步走出航站楼，驻瑞士大使馆安排人员接机，工作人员原来准备安排住宿，宋代表在得知半夜有一趟去巴黎的火车，决定不住了，大家吃过饭后，直接前往火车站。在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排，林越一行人在火车站附近吃了个简单的工作餐。
二月二十三日凌晨，林越一行人在的工作人员安排登上前往巴黎的火车。
“从日内瓦到巴黎，火车还要行驶几个小时。大家趁着这段时间抓紧休息，养精蓄锐。等抵达巴黎，就要立刻投入使馆筹建工作，任务繁重。”宋抬手看了一眼手表，语气沉稳地叮嘱众人。
火车飞速穿行，窗外的瑞士田园风光被黑暗彻底笼罩，偶尔有零星的灯光从窗边闪过，转瞬即逝。林越靠在座椅上，缓缓闭上眼睛，可脑海里全是家人的身影——妻儿的笑脸、父母的叮嘱，一遍遍浮现，丝毫没有睡意。
他抬手，轻轻摸了摸上衣内侧的口袋。那里藏着一张小小的照片，是维桢满月那天拍的全家福。这张照片，是他此行最大的牵挂，也是心底最温暖的支撑。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清晨，巴黎里昂车站的钟声在薄雾中敲响。
宋带着先遣小组走出车厢。站台上，法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一名官员已经等候多时。他迎上前来，与宋握手，用法语说了句“欢迎”。林越站在宋身侧，将这句欢迎译成中文，又将来人的身份低声告知。
“辛苦了。”宋代办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寒暄。
一行人上了法方安排的车辆，直奔临时住处。车窗外的巴黎还在晨光中沉睡，奥斯曼式建筑的立面被朝阳染成淡金色，街角的咖啡馆刚刚卸下门板，咖啡的香气混着晨雾飘进车窗。
“先安顿下来，下午去见法方外交部的人。”宋代办在车上翻看着笔记本，“馆舍的事，不能再拖了。”
先遣小组被安排在一处临时租用的公寓里，条件简陋，但五脏俱全。放下行李，简单洗漱，宋代办便带着林越和另一位同事，前往法国外交部。
法方对中法建交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在具体事务上，每一步都需要反复沟通。谈判的核心之一，是驻法“大使馆”的馆舍归属问题。根据建交默契，原 “大使馆”理应移交中方。
法方官员明确表示，他们已经通知对方人员限期撤离。
“但有一个问题。”法方官员的语气变得微妙起来，“馆内还有一名文化参赞，姓陈，拒绝离开，声称自己是‘外交人员’，法方无权驱逐。”
宋代办面色平静。“陈先生的身份，法方应该很清楚。既然两国已经建交，对方的人员就没有任何合法理由继续留在这栋建筑里。”
法方官员点了点头，表示会尽快处理。
几日后，法方终于解决了该问题。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那把沉甸甸的钥匙，交到了宋手中。
消息传回临时住处，先遣小组的几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可宋代办拿着钥匙，却没有露出喜色。他看着林越和同事们，只说了一句：“拿到了钥匙，才是第一步。”
二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宋代办带着先遣小组全体成员，第一次走进了乔治五世大街11号。
这是一栋奥斯曼式的老建筑，灰白色的石材立面透着庄重，拱形门窗上的雕花已经有些斑驳。从外面看，它依然保持着外交馆舍的气派。
可推开大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
门厅里散落着破碎的玻璃碴和撕碎的纸张，走廊的地毯被掀开，露出灰扑扑的木地板。空气中的霉味混着一种说不清的腐臭，让人忍不住掩住口鼻。
林越跟在宋代办身后往里走，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办公桌被掀翻，抽屉散落一地，文件纸张踩得稀烂。墙角堆着不知从哪儿运来的煤屑和煤渣，黑乎乎地铺了厚厚一层。隔壁房间的地上，赫然躺着一只死猫，已经僵硬，尸体上落满了灰尘。
先遣小组的几个人站在走廊里，面面相觑。
“这是故意破坏。”同行的一位同事低声说。
宋代办没有接话。他在走廊里站了片刻，把每一间屋子都看了一遍，然后转过身，语气平静得几乎没有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