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月，莫斯科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白桦树的叶子开始泛黄，风一吹便簌簌地往下落，铺满了使馆院子里的青石板路。林越站在办公室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刚从国内转来的内部通报，眉头微微拧着，目光久久没有离开纸面。
通报的内容很简单：中印边境局势持续恶化，印军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向我边防部队挑衅。十月十日，入侵印军在扯冬地区向我边防部队发动进攻，打死打伤我方官兵十一人。我国政府当日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
林越把通报放回桌上，心中五味杂陈。来使馆工作两年了，他经手翻译过不少与印度相关的外交文件，知道这个邻居的野心有多大。
使馆的工作群里，气氛也变得凝重起来。大家讨论着边境的最新消息，有人愤怒，有人担忧，但都憋着一股劲儿——外交战线上的人，比谁都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也比谁都清楚捍卫国家利益的分量。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刘大使的秘书匆匆找到林越，让他去大使办公室一趟。
推门进去，刘大使正坐在办公桌后，神情比平时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沉郁。见林越进来，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林越，坐。”
林越依言坐下，等着他开口。
“我近期就要离任回国了。”刘大使开门见山，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寻常事，“部里已经来了通知，十月底结束任期，回国另有任用。”
林越微微一怔。虽然早知道驻外大使的任期不会太长，但这一天真正到来时，还是有些不舍。刘大使在莫斯科七年多，经历了中苏关系从友好同盟到破裂边缘的全过程，这七年里，多少风雨、多少艰难。
“刘大使，您……”
刘大使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临走之前，还有几桩事要办。尤其是眼下这局势，有些事情必须跟苏方当面说清楚。”
他没说是什么事，林越也没问。但林越心里清楚，刘大使说的“事情”里，中印边境冲突肯定是其中最要紧的一桩。
十月十三日下午，刘大使的车驶出了使馆大院。
林越没有随行，但事后从刘大使带回的谈话记录中，他读到了那场会谈的内容。
那是一个星期六。赫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接待了即将离任的刘大使。
根据刘大使事后整理的记录，赫鲁在会谈中首先阐述了苏联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谈到老挝、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强调苏联在这些地区的支持和投入。
“……我们最渴望的美梦就是排除目前分离我们两党的一切，使我们两党团结成一个整体。”赫鲁说，“在中国和中印问题上，我们将支持中国同志……”
刘大使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记了下来，但心里清楚，言语的分量，终究要看行动。
会谈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赫鲁滔滔不绝地讲着，从国际形势到中苏关系，从民族解放运动到帝国主义的两面性，口气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推心置腹。
但他始终没有提古巴的事。
十月十四日，苏共中央为刘大使举行欢送酒会。规格很高，赫鲁亲临出席，这在苏联外交礼仪中是不多见的。酒会上，赫鲁再次和刘大使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向刘大使透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并解释说此举是为了保卫古巴的安全。
“我们希望中国同志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赫鲁端着酒杯，语气半是商量、半是试探。
刘大使没有立即回应。他心里清楚，赫鲁在此时以如此高规格的礼遇送别中国大使，又在酒会上谈及古巴导弹危机，其真实意图是想拉拢中国在加勒比海问题上支持苏联。但中苏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不是一两次会谈、一场酒会能弥合的。
刘大使离任前夕，使馆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有离别的伤感，也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新大使还没到任，刘大使一走，使馆的工作就要暂时由临时代办主持。再加上中印边境战火即将燃起，古巴导弹危机一触即发，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使馆的工作气氛比任何时候都要紧绷。
但刘大使走之前，还是把方方面面的事都安顿妥当了。他专门开了一次全馆大会，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交代了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最后环顾众人，语气郑重又带着几分嘱托：
“同志们，国际形势越是复杂，我们的工作就越要冷静、越要细致。当此之际，每个人都踏踏实实守好自己的岗位，把该做的工作做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林越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十二月下旬，林越收到了一封沈洁的信。
信比平时厚了不少，展开来，密密麻麻写了三页。沈洁的字迹一如既往地清秀工整，一笔一画都透着认真劲儿。
信的开头照例是问候，然后话锋一转，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