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六月初，装订成册的两部手稿，连同使馆党委的推荐函，经由外交信使的专用邮袋，寄回国内。
林越不知道的是，这两部书稿在国内引起的波澜，远比他预想的要大。
书稿先是被送到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几位司局级干部传阅了一遍。反应很快就反馈上来——意见两极分化。
支持的一方认为，这两部书稿史料翔实、分析客观，对沙俄和苏联的兴衰经验做了系统梳理，对国内的建设有借鉴意义。“林越同志身在莫斯科，掌握第一手资料，写出来的东西有深度、有见地。”
反对的一方则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书中对苏联体制弊端的批评虽然措辞谨慎，但在当前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容易被人利用，有“授人以柄”之嫌。还有人认为，苏联的工业化成就远超沙俄数百年的积累，书中虽肯定了成绩，但对所谓“产业结构失衡”“民生滞后”的论述，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曲解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
争议从外交部蔓延到了中宣部和出版系统。几家出版社的审稿意见也不统一——有人认为“价值很高，应尽快出版”，有人建议“大幅删改后再议”，还有人主张“暂缓出版，观察形势”。
林越在莫斯科并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书稿报上去了，便安心等待结果。使馆的工作照旧，他每天依旧读报、翻译、整理资料。
七月，争议越闹越大，甚至惊动了更高层。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八月。一位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志在审阅了书稿后，专门召集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了一次讨论会。
据后来参会的同志回忆，那位领导在会上讲了一段很关键的话：“这两本书，不是政治宣传品，是学术研究著作。林越同志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分析沙俄和苏联为什么崛起、为什么出问题，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不能因为怕有人说闲话，就不去研究别人的经验和教训。闭门造车，永远造不出好车。”
这番话定了调子。
九月上旬，中宣部正式批复：两部书稿——《强国梦之沙俄崛起》和《强国梦之苏联崛起》——准予出版。同时，外交部苏欧司向使馆发来电报，通报了这一决定，并对林越同志“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潜心研究、积极著述的精神”提出表扬。
电报的末尾还附了一句：“稿酬按国家标准从优发放。”
林越收到电报时，正在办公室里整理当天的《真理报》摘要。陈参赞推门进来，手里拿着电报稿，脸上带着笑意。
“林越，好消息。国内批了，两部书都准予出版。”
林越接过电报，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但嘴角还是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还有，”陈参赞拍了拍他的肩膀，“部里特意点名表扬你了。这可是难得的荣誉。”
“谢谢参赞。没有您的帮助，这两本书不可能这么快过关。”
陈参赞摆摆手：“是你自己写得好。我只是帮你看了看措辞。”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对了，稿费的事——国内专门帮你开了银行账户，稿费已经转入的账户了。以后回国可以查下。 。”
林越接过纸条，点了点头。
消息很快在使馆传开了。有人说林越“发了一笔小财”，也有人羡慕他“名利双收”。但林越始终保持着平常心，该干什么干什么，工作没有半点松懈。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莫斯科进入了又一个深冬。
陈参赞接到了国内调令，调任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即日启程回国。
林越到火车站送行。火车缓缓启动，陈参赞站在车窗前，朝他们挥手。林越举起手，使劲挥着，直到火车消失在茫茫雪原的尽头。
他站在站台上，寒风裹着雪沫子打在脸上，心里空落落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初，莫斯科的积雪已经厚得没过了脚踝。
一天下午，刘大使的秘书匆匆找到林越，说大使有要事找他。林越放下手里的文件，快步走进刘大使办公室。
刘大使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摊着一份文件，神情有些微妙，像是在沉思什么。见林越进来，他抬起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林越，坐。有件事要跟你说。”
林越坐下，心里有些疑惑。
“你的那两本书，国内已经正式出版了。这个你知道。”刘大使顿了顿，“但现在出了一件我们没想到的事——苏联方面发现了这两本书，而且主动找上门来，提出要在苏联出版俄文版。”
林越愣住了。
“苏联……要在苏联出版我的书？”
“对。”刘大使的表情似笑非笑，“不光是出版，他们还说要‘尊重原著的完整性’，不做删改。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林越脑子里飞速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