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九月下旬，北平的秋意早已漫过街巷。百万庄胡同里的老槐树落了半树黄叶，风一卷，碎金似的叶子簌簌扑落，铺在青石板路上，踩上去沙沙作响，平添了几分离别的萧瑟。
林越手里拎着一只皮箱，脚步沉稳地走出家门。母亲王秀英紧紧跟在他身后，双手不自觉地攥着衣角，眼眶红得发烫，鼻尖也泛着酸，明明满心不舍，却硬是咬着唇，不让眼眶里的泪水落下来。
林越走到胡同口，终究还是停下脚步，缓缓回过头。
“爸，妈，我走了，你们多保重身体。”林越沉声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哽咽。
王秀英用力点头，声音发颤：“在外头好好工作，照顾好自己，别惦记家里……”
林越重重应了一声，不再回头，攥紧皮箱提手，大步朝着胡同外走去。
北平火车站台上，人声鼎沸，往来的旅客拖着行李步履匆匆，广播声、叫卖声、道别声交织在一起，喧闹无比。沈洁早早便等在站台边缘，她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藏蓝色呢子大衣，长发简单挽在脑后，身姿亭亭而立，目光始终盯着进站的方向，眼底满是焦灼与期盼。
看到林越的身影出现，沈洁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嘴角下意识地向上弯起，想扯出一个温柔的笑容，可眼眶却瞬间泛红，泪水在眸子里打转，怎么也忍不住。两人一步步走近，面对面站定，周遭的嘈杂仿佛瞬间被隔绝开来，偌大的站台，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
林越看着她泛红的眼眶，心头一紧，伸手轻轻拂去她鬓边被风吹乱的发丝，声音放得极柔：“天凉了，出门多穿点，别着凉。”
“我知道。”沈洁微微仰头看着他，声音轻得像羽毛，却带着满满的不舍，“到了那边，一定要给我写信。”
“放心，每星期都写，一封都不会落下。”林越握紧她的手，她的手微凉，他用力攥着，想把温度传给她。
“工作再忙、再累，也别忘了写信，我会一直等着。”沈洁抽了抽鼻子，细细叮嘱，眼底满是依恋。
“好，我记着。”林越郑重点头，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此刻却只化作这一句笃定的承诺。
就在这时，悠长而刺耳的火车汽笛突然响起，划破站台的喧嚣，提醒着发车的时间已到。林越不舍地松开沈洁的手，拎起皮箱，转身踏上火车。他快步走到靠窗的座位坐下，立刻推开窗户，朝着站台上的沈洁望去。
沈洁站在原地，拼命地朝着他挥手，右手举得高高的，动作缓慢而用力，生怕火车开动后，林越就看不到她的身影。林越也趴在窗边，不停挥手，看着站台上的身影渐渐模糊。火车缓缓启动，越驶越快，站台、树木、人群不断向后退去，沈洁的身影一点点缩小，最终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彻底消失在视线里。
此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外交部苏欧司的两位随员，都是经验颇丰的干部。年长林越六岁的陈星，个子不算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眉眼温和，做事向来细致稳妥，曾随外交代表团出访苏联，对苏联当地的办事流程、外交礼仪都十分熟悉，是此次出行的得力帮手。另一位赵武，比林越大五岁，中等身材，面容沉稳，平日里话不多，行事却十分靠谱，也有过一次赴苏出差的经历，遇事冷静有主见。
两人前不久刚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级别比林越的正科级低一级，虽然年纪比林越大，但工作资历，职务都比不上林越。
火车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昼夜奔驰，窗外的景色不断更迭，从城市到田野村落，再渐渐过渡到一望无际的草原，景致越发开阔，车厢里的气氛却越发沉静。
赵武一直靠在窗边，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白桦林，眉头微蹙，沉默了足足大半天，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里满是感慨：“上次我来苏联，那时候这边的气氛，跟现在简直是天差地别。”
陈星正低头整理着随身的文件，闻言抬起头，推了推眼镜问道：“你那是哪一年出差？”
“一九五八年。”赵武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唏嘘，“那时候中苏关系正热络，苏联专家还在国内协助我们建设，不管是国内还是这边，大家见面都是一口一个‘同志’，亲热得很，谁能料到，不过短短三年，就变成了如今这般局面。”
陈星闻言，也跟着长长叹了口气，眉头紧锁，没有接话，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车厢里再次陷入沉默。
林越坐在两人对面，手里捧着一本俄文外交资料，指尖轻轻划过书页上的文字，看似专注翻阅，实则一直听着两人的对话，始终没有插话。他心里清楚，当下中苏关系紧张，此番赴任，任务艰巨，任何多余的感慨都无济于事，唯有做好万全准备，才能应对后续的各种突发状况。
陈星转头看了林越一眼，嘴唇动了动，原本想问些关于此次工作安排的话，可转念一想，林越是此次外派工作组的负责人，资历深厚，不仅多次赴苏参与外交工作，还担任过高层会谈的翻译，专业能力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