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三月底，北平的春天迟迟未至。风里裹挟着细密的沙尘，打在脸上生疼。百万庄的家里，光秃秃的槐树枝桠在风中摇晃，发出干涩的声响。
林越推开家门，脱下呢子大衣，挂在门后的衣帽架上。
父亲林振华正坐在饭桌旁，眉头微蹙地看着当天的报纸。桌上的搪瓷茶缸冒着袅袅热气。
“爹，看什么呢，这么入神？”林越放下公文包，在父亲对面坐下，给自己倒了杯水。
林振华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将报纸推到儿子面前，手指点了点头版的一角：“西藏的事。”
“看到了。”林越轻声道。
林振华点点头，把报纸推到一边，看着儿子：“印度那边有什么反应？你们部里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
林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内部通报还没下来，听老张说，据说亚洲司的同事透露印度那边反应不小。”
林振华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边境怕是又要不太平了。你看着吧，用不了多久，印度就该拿着那张英国人画的非法地图，向我们提领土要求了。”
林越心头一震。他知道父亲说得没错。只是没有想到父亲有这个眼光。
几天后，林越在办公室里听老张说起了更具体的消息。
老张端着掉了漆的搪瓷缸子，神秘兮兮地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小林，听说了吗？印度那边来真的了。”
“什么情况？”林越抬起头。
“又在边境挑衅了，”老张愤愤不平地摇了摇头，“真当我们是软柿子？”
林越沉默了。
“上边什么态度？”他问。
“当然不会惯着。”老张喝了口水，“虽然还没有准确消息，但按我党的一贯原则，不可能让步的。”
林越点点头。他想起前世历史书上读到的那些内容，知道这仅仅是开始。
四月初的一天中午，林越去机关食堂吃饭。
他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刚扒了两口饭，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端着餐盘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
“林越师兄？是你啊。”
林越抬起头，认出来了。这是北大英语系的师妹，姓沈，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他在学校的时候，偶尔在英语系的公共课上见过她，但没怎么说过话。
“你是……英语系的？”林越问。
“沈洁。北大英语系，比你低三届。”姑娘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你分到哪个司了？”
林越跟她握了握手。“苏欧司。你来实习？”
“嗯，美澳司，实习两个月。”沈洁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熟悉熟悉业务。林越，听说你升副科了？”
“去年刚提的。”林越说，“你消息倒灵通。”
“北大出来的，谁不知道你？十二岁上大学，十六岁毕业进外交部。”沈洁掰着手指头数，“系里的老师经常拿你当榜样。”
林越被她说得有些不好意思：“那是以前的事了。”
“你英语还在学吗？”沈洁问。
“在学。工作需要，不能丢。”
“那以后有机会，多向你请教。”沈洁说。
“互相学习。”林越点点头，低头继续吃饭。
两人没有再聊太多。吃完饭，两人在食堂门口道了别。
沈洁往美澳司的方向走，林越往苏欧司走。老张在办公室里见他回来，随口问了一句：“食堂碰见熟人了？”
“北大英语系的师妹，在美澳司实习。”林越在桌前坐下。
老张点点头，没再问了。
四五月间，外交部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林越每天埋首于堆积如山的俄语文件中，处理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往来文书。然而，空气中弥漫的微妙气氛，让他感到愈发压抑。林越知道中苏关系的裂痕，正以一种肉眼不可见、却能清晰感知的方式扩大。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一天晚上，林越回到家，主动跟父亲聊起了苏联的情况。
“爹，苏联最近对我们的态度，有点不对劲？”林越在桌边坐下，状似随意地问道。
林振华放下手里的文件，抬眼看了看儿子：“怎么个不对法？”
林越斟酌着用词，“就是去年两国因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事后，以前感觉是亲兄弟，现在是同志。称呼没变，但那股热乎劲儿，好像淡了。文件措辞也比以前生硬了。”
林振华沉默片刻，划燃一根火柴，点燃一支烟，缓缓道：“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你干外交这一行，迟早会明白这个道理。”
“我记着呢。”
“苏联是老大哥，但老大哥也有自己的算盘。”林振华吐出一口烟圈，“他们有自己的战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