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八月底，北平的暑气还未散尽。
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里，刘颖正在收拾行李。行李不多，一个旧皮箱，一个帆布包，装满了换洗衣服和几本无线电专业的教材。马上就要开学了，她要回学校继续学业。
弟弟刘师也收拾好了行李。
“姐，我收拾好了。”刘师道。
“嗯。我们先一起到魔都，我再转去杭州。”刘颖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箱子。
刘夫人站在门口，看着两个孩子忙活，眼眶有点红，但脸上带着笑。“路上注意安全，到了来信。”
“知道了，妈。您注意身体。”刘颖拉上皮箱拉链。
妹妹刘君从里屋跑出来，拉着刘颖的手不放：“姐，你什么时候再回来？”
“寒假吧。”刘颖摸摸她的头，“好好读书，听妈的话。”
弟弟刘祥站在一旁，只说了一句：“姐，路上小心。一路顺风。”
刘颖点点头，拎起皮箱，带着弟弟出了门。
火车上，窗外华北平原的田野在暮色中向后退去，玉米地一望无际，高粱在风中摇曳。
“姐，你说你毕业后能分到北平吗？”刘师问。
“不知道。”刘颖望着窗外，“希望能分回来吧。妈一个人带着弟弟妹妹，我不是很放心。”
“我也要争取考北平的大学。”刘师认真说道。
刘颖看了弟弟一眼，笑了：“好。到时候咱们一家就都在北平了。”
到了上海，刘颖先把弟弟送到学校，帮他铺好床铺，又叮嘱了几句好好学习的话，才匆匆赶往火车站，买了去杭州的票。
火车继续南行。刘颖靠在车窗边，心里想着母亲和弟弟妹妹。母亲一个人在北京带着刘君和刘祥，她总是放心不下。但学业又不能耽误，必须要回学校了。
九月初，北平的秋天到了最好的时候。
百万庄的家里，一大早就不消停。建军今年十五岁，个子又蹿了一截，已经比王秀英高了半个头，这学期在四中上高一。
建国今年十二岁，上了干部子弟学校初一。
建红九岁，读四年级，扎着两个小揪揪，背着一个花布书包，叽叽喳喳的。
建设快五岁，这学期准备让他上一年级。
“走了走了。”王秀英催促，“再不走真迟到了。”
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里，刘家的孩子们也迎来了新学期。
妹妹刘君在八一小学读四年级，弟弟刘祥在北京101中学读初一。两个孩子从杭州转学过来，一开始不太适应。
刘夫人一个人操持着这个家，里里外外一把手。刘大使还在莫斯科，每隔一段时间会寄信回来。信不长，问问孩子们的情况，报个平安。刘夫人把信收在抽屉里，等孩子们睡了，才拿出来再看一遍。
杭州那边，刘颖已经回到浙江大学，开始了大四的课程，日子过得充实而紧张。只是偶尔想起远在北京的母亲和弟妹，心里总会涌起一丝牵挂。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林越每天按时上下班，处理手头的翻译工作，不多话，不参与议论。广交会的总结报告交上去后，司里没有对他的工作提出什么意见，也没有安排他参加秋季广交会。他隐隐觉得，这可能跟当前的形势有关，但也不好多问。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林越正在办公室翻译一份苏联的照会。老张走过来，压低声音说：“林越，有人找你。”
“谁？”
“没说。”老张的表情有些微妙，“在二楼会议室，你去一趟。”
林越心里疑惑，放下笔，上了二楼。
会议室门口站着一个穿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面容严肃，见他来了，点了点头：“林越同志？”
“是。”
“进来坐。”
林越走进去，会议室里还有一个人，坐在长桌的另一侧，面前的桌上摊着笔记本。两人都没有穿制服，但气质一看就不是外交部的。
“坐下吧，不用紧张。”中年男人示意他坐下，“我们是安全部门的，找你了解一些情况。不要有压力，如实回答就行。”
林越心里一紧，但脸上没露出来。他点点头，在椅子上坐下。
中年男人翻开面前的文件夹，里面已经有一些资料了。林越瞥了一眼，隐约看见自己的名字和几张表格。他心里想：他们有我的材料。
“你叫什么名字？”
“林越。”
“出生年月？”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籍贯？”
“祖籍山东济南，但在北平出生。”
那人一边问，一边在本子上记录。问的都是基本情况——家庭背景、成长经过、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像是在核对，又像是在观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