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六月初，林越从羊城返回北平。
火车驶入北平站时，已是傍晚。夕阳斜斜地照在灰色的站台上，暑气还未散尽。林越拎着皮箱走出车站，深深吸了一口气——北平的空气干燥而熟悉，不像羊城那样潮湿温热。一个多月，他瘦了些，也黑了些，但精神很好。
齐远走在他旁边，也拎着行李。“回来了。”
“是啊。”林越点点头。
站台上，外交部接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等候。齐远上前核对了一下名单，工作人员便引着他们往外走。
“先回部里。”齐远对大家说。
林越点点头，跟着上了车。
车子驶过长安街，暮色中的北平城安静而庄重。路边的槐树已经长满了叶子，在晚风中轻轻摇曳。
车子在外交部街33号停下。大家移交了相关资料，以及相关手续。一切办妥，天已经彻底黑了。
“回去吧，好好歇几天。”齐远拍拍他的肩膀。
“齐哥，您也回去歇着。”
两人在部里分了手。林越叫了一辆三轮车，往百万庄去。
到家时，天已经擦黑。王秀英正在厨房忙活，听见门响探出头来。
“回来了？瘦了。”
“没瘦，娘。”林越放下皮箱，走进厨房。
王秀英上下打量他，眼眶有点红，但脸上带着笑。“羊城那边吃不惯吧？我给你炖了排骨，一会儿多吃点。”
“好。”
林振华从里屋出来，在桌边坐下。他看着林越，没有先问广交会的事，而是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回来了就好。”
林越觉得父亲的神色有些不一样，比平时更凝重。他试探着问：“爹，有什么事吗？”
林振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这段时间，你不在北平，发生了些事情。你们苏欧司那边，代理司长都受了影响，被调离了岗位。”
林越愣了一下：“什么影响？”
“运动。”林振华只说了一个词，没有展开。他看着林越，语气变得郑重起来，“你在外交部工作，记住一条——谨言慎行。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问的事不问。做好本职工作，其他的不要掺和。”
林越心里一沉。他知道父亲说的“运动”是什么了。他在羊城时，就从报纸上看到过一些消息，但没想到外交部也受到了波及。
“知道了，爹。”
“你刚转正不久，踏踏实实做事，别出头。”林振华又叮嘱了一句。
王秀英端着菜从厨房出来，听见了，插了一句：“你爹说得对。你在外头，少说话多做事。”
“我记住了。”
第二天，林越回到外交部上班。
苏欧司的办公室还是老样子，但气氛明显不同了。老张见到他，只是点点头，没有像往常那样咧嘴笑。齐远的座位空着。办公室里的人说话都压低了声音，不像以前那样随意。
林越在自己的桌前坐下，翻开广交会期间的工作笔记，准备整理一份总结报告。老张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压低声音说：“回来了？广交会怎么样？”
“还行，学到了不少东西。”
老张点点头，又压低声音：“这段时间，你不在，司里不太平。代理司长被调走了，还有几位同志也受了影响。你刚转正，低调点，别惹眼。”
“谢谢张师傅。”林越说。
老张拍拍他的肩膀，回到自己的座位。
六月的北平，天气一天比一天热。
林越每天按时上下班，处理手头的文件翻译工作，不多说一句话，不参与任何议论。广交会的总结报告他写得中规中矩，只谈工作，不谈其他。至于秋季的安排，组织上还没有通知，他也不去打听，只管把手头的事做好。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莫斯科。
六月初，一封来自国内的急信送到了大使馆。信是写给刘大使的，寥寥数语，却让他心头一沉——沙同志家出了变故，寄养在那里的两个孩子不能再留了。
刘大使拿着信，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是莫斯科初夏的暮色，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夕阳中泛着暗红的光。他想起几年前，他和夫人专程去杭州，把两个孩子托付给沙同志夫妇。那是值得信赖的老战友，可如今……
晚上，夫人从外面回来，他将信递过去。刘夫人看完，沉默了片刻，说：“我回去一趟吧。把孩子们接出来，送到北京。”
“你一个人行吗？”
“我一个人能行。”刘夫人说，“孩子的事要紧。”
六月中旬，刘夫人登上了回国的国际列车。七天七夜的路程，她几乎没怎么合眼。
一天下午，林越从一楼大厅经过，迎面走来一位中年妇女。她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头发盘得整整齐齐，面容端庄，但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