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月初，北平的秋意正浓，金风送爽，天高气清。
百万庄家里，王秀英正收拾着行李，手里捧着一件藏蓝色的厚毛衣，指尖抚过织得密实的针脚——这是她用细毛线织成的。她把毛衣叠得整整齐齐，塞进林越那只磨掉了边角的旧皮箱，又往里面塞了两双纳底的布鞋册。
“到了那边，天冷得早，这件毛衣贴身穿。”王秀英直起腰，捶了捶发酸的后背，看着站在跟前的儿子，语气里满是叮嘱，“齐同志是老资格了，跟着他走，听他的安排。你爹那边，你们父子俩也多照拂，别只顾着忙工作，顾不上吃饭。”
林越点点头，身上的白衬衫是母亲刚熨得笔挺的，领口扣得严丝合缝，头发梳得整齐利落。他比同龄的孩子显得沉稳几分，眉眼间带着几分初入职场的郑重：“娘，您放心，我记着。齐哥都跟我讲过了，到了苏联，首要的是把翻译工作做好，不给爹和考察团添麻烦。”
“那就好，那就好。”王秀英又往箱子里塞了一包炒花生，“路上饿了垫垫，那边的吃食未必合口。”
里屋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林振华走了出来。他身着一身挺括的藏蓝色中山装，袖口熨得平整，手里拎着的黑色公文包，边角磨得发亮，里面塞得满满当当——有考察团的人员名册、行程规划，还有冶金部出具的正式公文，每一份都用红绳仔细捆扎着。他坐在桌边，翻开最厚的那本行程册，指尖一遍遍划过上面的字迹，眉头微蹙，像是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刻进心里。
“爹，这行程您都核对三遍了，不差那一会儿。”林越走过去，轻声劝道。
林振华头也没抬，手指轻轻敲着纸面：“二十多号人，都是冶金系统的骨干，有领导，有专家，还有年轻的技术员。到了苏联，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不能出半点儿岔子。行程表上的每一站、每一场座谈，都得对应好，不能漏了环节，也不能错了时间。”
他顿了顿，抬眼看向儿子，目光里带着几分期许：“林越，你是团里的俄语翻译，又是咱们林家的孩子。到了那边，既要守规矩，又要机灵点，遇到事儿多琢磨，别慌了手脚。”
“儿子记住了。”林越垂首应道，指尖不自觉地攥了攥帆布公文包的背带。
北平的火车站，总是一派热闹景象。蒸汽机车的白烟在澄澈的秋空下袅袅升腾，混着煤烟的味道，弥漫在站台的每一个角落。站台上来来往往的人，穿着各有不同——有裹着灰布棉袄、裤脚扎着绑腿的庄稼人，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拎着粗布袋子；有身着干部制服、拎着皮箱的公职人员，步履沉稳；还有抱着孩子、腰间系着围裙的妇女，怀里的孩子攥着糖纸，好奇地东张西望。
扩音喇叭里，女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一遍遍响起，车次、到站时间清晰洪亮，混着车轮碾压铁轨的“咣当”声、旅客的交谈声、行李碰撞的声响，汇成了专属于五十年代车站的嘈杂交响。
考察团一行二十多人，陆续在站台中央集合。林振华站在队伍最前，中山装的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正和几位戴着眼镜、拿着公文包的专家低声交谈，语气沉稳，偶尔抬手比划两下，安排着注意事项。齐远站在一旁，身着灰色工装制服，手里攥着一份打印得工整的行程表，时不时抬腕看一眼手腕上的老式机械表，目光扫过队伍，确认人员都到齐。
林越挨着齐远站着，旧皮箱靠在脚边，帆布包斜挎在肩上，里面装着俄语词典、笔记本和两支钢笔。他身姿挺拔，眼神专注，既有着年轻人的朝气，又带着几分被打磨过的沉稳。
“第一次跟团出国，紧张？”齐远侧头，看着林越紧绷的侧脸，低声问。
林越点点头，声音轻了些：“有点。怕自己翻译不到位，耽误事。”
“正常。”齐远拍了拍他的肩膀，嘴角勾起一抹浅笑，“我第一次出国，比你还慌，说话都不利索。跟着我，有我顶着，你只管把意思传准了就行。你的任务就是做好翻译，别想太多，稳得住。”
“谢谢齐哥。”林越松了口气，心里的忐忑消了几分。
“林团长，人员都齐了，检查过行李和证件，没遗漏。”齐远走到林振华面前，躬身汇报。
林振华合上公文，看了看表：“还有二十分钟开车，大家有序上车。注意拎好行李，别丢了东西。”
一行人拎着行李，沿着站台走向专属车厢。这是一趟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深绿色的车厢比普通客车长出一截，车头上悬挂着鲜红的国徽，在秋日的阳光下格外醒目。列车员身着深蓝色制服，帽檐上的徽章锃亮，站在车门旁，手持检票夹，认真查验着每一张车票和护照。
考察团成员依次检票上车。林越和齐远在一间四人包厢，对面是林振华和冶金部的总工程师。包厢不大，两侧是卧铺，上铺叠着干净的被褥，下面放着行李，中间一张小木桌，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放着一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茶壶，还有几只透明的玻璃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