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九月的最后一周，北大俄语系三年级的学生们就收到通知：国庆那天，全体系里同学参加天安门广场观礼。
三十日晚，班主任何田老师在教室里念名单，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全班同学都要去，一个不落。明天凌晨四点在校门口集合，统一发小红旗和纸花。谁也不许迟到，谁也不许请假。”
李文超趴在桌上哀嚎：“四点？天还黑着呢！”
“黑也得去。”何田老师看了他一眼，“这是任务，不是春游。有人想去都去不了。服装要整洁，干粮自己带，水自己带。明天广场上几十万人，纪律严明，不许乱跑、不许乱喊、不许交头接耳。口号和鼓掌听指挥，领队干部喊什么你们就喊什么。”
教室里安静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
林越在笔记本上记下集合时间和注意事项。他在想，明天四中的学生肯定也要去，干部子弟学校应该也有名额；街道办的队伍也会在广场上。明天，他们会在同一个广场上，站在各自的方阵里，看同一场阅兵。
窗外，月亮升起来，照在未名湖上。
凌晨三点半，宿舍楼的哨子响了。
林越一骨碌爬起来，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干净的衣服了，领子磨毛了，但没补丁。他把衬衫下摆塞进裤腰，又把头发拢了拢。
李文超从上铺翻下来，揉着眼睛：“困死了……”
“别磨蹭，四点集合。”林越把军用水壶灌满水，往兜里揣了两个窝头。
宿舍里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收拾。王建国在系扣子，杨国强在找鞋。走廊里已经有人跑了，脚步声咚咚咚的，夹杂着压低的说话声。
四点整，俄语系的学生在校门口集合完毕。天还黑着，路灯昏黄，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班主任何田老师拿着名单点名，一个一个人头数过去。发小红旗和纸花的时候，他挨个检查衣服：“领子翻好”“扣子扣齐”“小红旗拿右手，纸花别左胸”。
四点二十分，队伍出发了。
出了校门，街上已经全是人了。各单位、各学校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拢过来，沿着长安街往天安门方向走。没有公交车，没有专车接送，全靠两条腿。几十万人，从北京的各个角落，摸黑往同一个方向走。
林越走在队伍里，前后左右都是北大的同学。有人唱歌，有人喊口号，有人小声聊天。队伍走得不快，但很整齐，前后左右对齐，像一支军队。
李文超走在林越旁边，嘴里嚼着窝头，含混不清地说：“你说咱们几点能到？”
“七点吧。”林越说，“到了还得站队，站好了就不能动了。”
“站到几点？”
“下午吧。”
李文超叹了口气，把剩下的窝头塞进嘴里。
早上七点，北大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指定区域。
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了。各单位的方阵按划定区域站好，横平竖直，像种庄稼一样整齐。林越站在俄语系方阵里，前后左右都是同学，一眼望出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
八点整，全场清场完毕。工作人员在方阵之间穿梭。广播里反复播送着纪律要求：不许坐下、不许乱跑、不许交头接耳、不许擅自离开队伍。想上厕所要举手报告，由工作人员带队集体去。
太阳越升越高，晒得人后背发烫。林越静静地站着，汗从额头上淌下来。旁边李文超的脖子已经晒红了，但腰板挺得笔直。
林越的目光在广场上搜索。他不知道父亲在哪里——部里的队伍应该在观礼台附近，厅局级干部有专门的观礼席位。刚落成不久的永久性观礼台就在天安门城楼两侧，父亲应该在那里，不用像他们一样在广场上站一整天。
母亲在街道办的队伍里，不知道在哪个方阵。建军在四中的队伍里，建国在干部子弟学校的队伍里。几十万人，找不见，但林越知道，他们都在。
上午十点，礼炮响了。
广场上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天安门城楼。林越的心跳得厉害，他攥紧手里的小红旗，手心全是汗。
军乐队奏响《东方红》，广场上几十万人齐声高唱。林越的嗓子发紧，唱出来的声音连自己都听不清，但他知道，身边的人都在唱。
接着是升国旗。国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林越站得笔直，跟着唱国歌。他看见前面那个北大物理系的男生，唱得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
领喊的干部一声令下，所有人一起振臂高呼：“……万岁！”“……国万岁！”林越跟着喊，嗓子都喊哑了。几十万人的声音汇在一起，像海潮一样，一波一波地涌向天安门城楼。
分列式开始了。海军方队、步兵方队、炮兵方队、坦克方队，一队一队地从面前走过。皮鞋踏在长安街上，发出整齐划一的声音，震得地面都在颤抖。坦克的履